俠盜獵車手圣安地列斯怎么招募兄弟(初心不變十一年少年變大叔，為游戲丟了2個女友放棄了理想的大學)
俠盜獵車手圣安地列斯怎么招募兄弟文章列表:
- 1、初心不變十一年少年變大叔，為游戲丟了2個女友放棄了理想的大學
- 2、和成龍開影城，讓范冰冰說謝謝……百億富豪成老賴，如今20萬都還不上
- 3、俞曉群｜正史中的痾
- 4、瑪雅人、解放神學與游擊隊：薩帕塔起義前，恰帕斯叢林的困局與斗爭
- 5、記呂正操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初心不變十一年少年變大叔，為游戲丟了2個女友放棄了理想的大學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問道從公測到現在已有11個年頭了，而我們也從當年的小孩子變成了大孩子，時間在變，問道也在變，唯一沒變的是我們那顆永遠熱愛問道的心。
今天要介紹的玩家同樣是一位問道骨灰級的道友，對問道的熱愛不減當年。他的名叫萳崇，目前在“橘子洲頭”玩149級。曾經為了玩問道，丟了2個女朋友，放棄了理想的大學，長了痔瘡，腰椎彎了，眼鏡近視了，卻不忘初心每天玩問道20個小時，試問能幾個人能像他這樣熱愛問道。
萳崇：棍哥，好激動啊。終于等到你來采訪我了，我應該說點啥呢?
神棍：怎么每個人采訪的時候，見到我都說好激動呢....我又不是大美女!
萳崇：哈哈見到偶像能不激動嘛!我是不是得自我介紹一番。
神棍：好啊，先來個自我介紹吧!
萳崇：我現實中名字叫“劉志”在漢朝的時候有一位“漢恒帝”也叫劉志，生活中大家叫我劉經理，哈哈。
神棍：裝的一手好X，居然還能跟古代皇帝扯上點關系。
萳崇：咳咳咳，不開玩笑了。棍哥咱們今天聊聊11年的問道情懷吧!
神棍：好啊，一看你就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萳崇：路漫漫其修遠兮，少年問道帶海龜滿滿的回憶。我現在還記得玩問道的日子：2006年12月26號是我生日的那天，算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吧，哈哈!
神棍：我看面相你應該是屬于那種無師自通型的老司機吧。
萳崇：不是這樣的，游戲是我同學教我玩的，不過我卻把我們班的男生全部帶去玩問道了，哈哈。高中的時候，我們中午一人捧著一份涼皮，奔向網吧。那場面，是多么令人振奮的!
神棍：666居然把整個班的男生都給帶進坑了，你不去做問道推廣員多可惜，哈哈!
萳崇：后來我成了我們班的網圣，當時我們一個星期上6天課，我上6個通宵玩問道!
神棍：我看你是網癮少年吧。
萳崇：好像有那么點意思，只不過后來他們都陸陸續續不怎么玩問道了，當年全班玩問道的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神棍：哇塞，這么多都走了，就你一個人還在堅持，厲害了。
萳崇：我也很佩服我自己的毅力，記得有一次高中同學聚會，同學介紹我的時候，來了一句咱高中玩問道最牛逼的人就是我。當時老激動了。其實我不牛逼，主要是他們不玩了就剩我一個人了，不牛也沒辦法，哈哈!
神棍：有木有想過繼續把他們帶進坑嗎?
萳崇：當然想，非常想，要是棍哥能讓我上頭條讓他們看看，或許他們進坑的機率更大，哈哈!
神棍：他們也有關注問道微信公眾號嗎?
萳崇：哈哈，肯定有關注的，只要跟問道有關的我都必須關注，而且還強迫他們關注。我以前把光宇客服電話記得比我家的電話還清楚。010-62978855這個是最早之前的客服電話了，估計現在沒幾個人記得了吧。
神棍：怎么記得那么清楚啊?
萳崇：因為經常打，不懂的就打客服問，估計客服當時要被我氣死，哈哈。后來還特意跑去光宇公司。
神棍：我要是那個接你電話的客服，我會說MDZZ。
萳崇：棍哥，不要這樣，畢竟當時是新手，哈哈!不過我玩問道這么多年，一次都沒被騙過這事你該表揚啊。
神棍：真的假的，神棍我以前可是被騙過很多次，嘿嘿，沒有被騙那就不能算老玩家了!
萳崇：真的，可能跟我職業有關吧，我是做職業經理人的，身經百戰，經常都是忽悠別人的，哈哈。
神棍：看來不僅是游戲的老司機，在現實生活中還是一個老司機。
萳崇：本來脫坑了的，因為一個女孩子我又回來了，然后就遇到你們這幫兄弟了。
神棍：哇擦，居然還有認識妹紙。。。
萳崇：那可不，英雄難過美人關嘛，就是剛才和咱們一起殺千面的女火，哈哈。
神棍：原來是個妹紙，趕緊爆照!
萳崇：咳咳，這個真沒有，我媳婦是個低調的人，她都愿意采訪，不過她是個高手，自己一個人玩了5個號。
神棍：如此說來她是個老司機...
萳崇：必須的跟我一個級別，今年才認識她的。
神棍：你之前不是玩139的嘛，怎么來玩149了呢?
萳崇：之前玩139感覺沒多大意思就干脆把139的號賣了，結果沒清多久又認識我現在的媳婦，然后又重新買了個號繼續玩。而且也感覺149的女木也特別的好看，嘿嘿，木號刷塔通天特別簡單，哈哈。
神棍：當初我本來也想玩個木號的，但是為了隊伍的需求我就換了個水號，然后我剛換水號沒多久，隊友就清號了坑死我了!
萳崇：哈哈不坑你坑誰!曾經的我為了玩問道，丟了2個女朋友，放棄了理想的大學，長了痔瘡，腰椎彎了，眼鏡近視了，每天玩問道20個小時，試問能幾個人能像我這樣熱愛問道。為了提神，我進去就是一箱紅牛，一盒白色德芙，一天吃一次飯!
神棍：沒有那么夸張吧....其實你說這么多就想掩蓋你當年的失敗，哈哈。
萳崇：哈哈，咳咳，這些都陳年往事了，不過有一件事我想到就特別的郁悶，像我這樣的忠實老玩家一次托都沒當過，抽獎最好的東西就是相藥，還有一次真的氣的吐老血，當初在網吧，隔壁一個孩子沖30的密保點卡，抽了疆良，我看著眼紅跑過去點卡充了500，結果什么都沒抽到。
神棍：讓你跟風。
萳崇：說道這我還想起了另外一件事，2007年的時候能穿一套套裝那可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呢，我當時花了一個月吃飯的錢，弄了一套70級的套裝，結果登錄了個網站之后....你懂的。
神棍：我忍不住要嘲諷你了，誰讓你亂進網站，這下號被洗了吧!
萳崇：當時也不知道是這樣的，就看見有人在喊世界，說登錄之后可以領神獸。
神棍：那時候很多各種各樣的釣魚網站!
萳崇：只怪年少無知啊。想當年這個游戲多火，我們跟隔壁班約架就是問道PK，省了多少架打，給公安同志減少了多少工作。
神棍：我想這也是道北戰場形成的原因之一。
萳崇：那時候牢頭太黑，我們掛機等釋放，誰通宵誰幫掛機。
神棍：是不是有一種想回到當年的沖動呢?
萳崇：想是想但是回不去了，由當初的少年變大叔，這些都將是我人生一段珍貴的記憶。棍哥，我最后打個廣告吧，廣大的橘子道友，我需要3個相5的首飾，看到的可以聯系我還有就是我們149的妹妹很多，歡迎大家來橘子玩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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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龍開影城，讓范冰冰說謝謝……百億富豪成老賴，如今20萬都還不上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再次站在耀萊中心門口，晶亮的落地玻璃窗里，豪華超跑依然安靜地停在那里。這里陳列著“成功人士”的物質標簽，和三年前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在此看到的場景如出一轍。而這幾棟坐落在北京三里屯上萬平方米豪華樓宇的幕后主人，卻多少顯得有些物是人非。
這位早年靠代理賓利、蘭博基尼等超級奢侈品發家的老板，十年前與成龍合作開了第一家耀萊成龍影城，初涉影視。2015年，國資背景的文投控股借殼上市，耀萊的影視資產全面注入，綦建虹成為A股影視娛樂公司的操盤手，深度卷入影視行業，高舉高打、出手闊綽。
綦建虹用近20年締造“耀萊系”商業版圖（數據截止2016年11月，每經制圖）
彼時，他大概想不到以百億身家連續多年登上胡潤富豪榜的自己，如今因債務問題成了全國1339萬個失信被執行人之一，也就是所謂的“老賴”。名字出現在“限制消費人員”系統中。他徹底離開自己一手建構的耀萊影視帝國，所持上市公司股權被司法凍結。
而這一切，就發生在他深度參與影視資本市場的五年里。
2019年2月，北京耀萊中心，豪車銷售區光彩依舊（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春楠 攝）
還不起的20萬
依慕盛裝服裝有限公司老板劉寧怎么也不會想到，大老板綦建虹的耀萊通用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耀萊通航”）竟會拖欠他一家小公司十多萬的尾款。
2014年，成立一年的耀萊通航通過公開渠道找到他，要定制公務機、包機上用的飛行員、空乘服裝。“之前還挺好的，耀萊通航付款特別及時。因為對方在我們這信譽良好，有的時候他們著急做，沒有預付我們就做了。”劉寧對記者表示。
2017年4月12日，上海，第六屆亞洲公務航空會議及展覽會（ABACE），耀萊航空注冊號B-3219的巴航工業世襲1000機型公務機，它是成龍的私人飛機，飛機尾翼上噴涂成紅底黃字的“龍”字
（圖片來源：東方IC）
但到了2017年耀萊通航狀況就開始緊張了，劉寧發現兩筆共計16~17萬元的服裝訂單尾款追不回來了。
到2018年，耀萊通航全公司大換血，更名為子午線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子午線通航”），劉寧此前對接的副總也離職了。“找這個不認賬，找那個也不認賬，后來人越來越少，最后就剩一個律師，很橫的，就說不給我們錢。”
無奈之下，劉寧訴諸法律，證據充足，法院強制執行子午線通航對依慕盛裝服裝有限公司的欠款，加上滯納金共20萬出頭。可就是這樣，劉寧還是沒有拿到錢。2019年1月底，綦建虹作為子午線通航的實際控制人，因未執行法律文書確定的對依慕盛裝服裝公司給付義務，被采取限制消費的措施。
圖片來源：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
“我也不明白，綦建虹那么有實力的大老板，他公司的豪車展示廳，蘭博基尼、賓利、勞斯萊斯的，會連20萬元都還不上？”劉寧感到費解。
做著高消費生意的綦建虹被限制消費了。限制消費的后果，幾乎與有錢人的生活方式完全背道而馳——
買車受限，買房亦是不能夠。乘坐交通工具，不能選擇飛機、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不能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等場所進行高消費。不能買高額保費的保險理財產品，子女不能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
如果違反了“限制消費令”，經查證屬實的，法院將依法依規，對觸犯者予以罰款、拘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現代法治社會個人信用太重要了，成為失信被執行人、被限制消費是非常嚴重的事情。”破產重組律師曹愛武對記者說。馳騁商場二十年，名譽掃地至這般地步，這應該不是綦建虹愿意看到的結果。
與有錢人一起發達
今年52歲的綦建虹，是市場經濟浪潮中“先富裕起來”的那批人，他的從商經歷可追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
1994年，隸屬于國內貿易部的綜合性商業集團中商企業集團公司成立，建立了一張在當時頗為緊俏的百貨公司、貿易公司商業網。那時候的綦建虹才27歲，雖然不能確認他加盟的具體時間，但他很快嶄露頭角。32歲那年，他已是中商百貨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很快由綦建虹負責的“中商百貨有限公司北京鐘表分公司”“中商百貨有限公司北京第一服裝分公司”“中商百貨有限公司北京第二服裝分公司”和“中商百貨有限公司北京美容美發分部”相繼成立。
這些帶著“前現代”氣息的百貨公司如今早已銷聲匿跡，但在二十年前，馬云和他的18個伙伴還擠在杭州湖畔公寓的房間里創辦阿里巴巴；剛畢業2年的劉強東，拿著1.2萬積蓄在中關村租了個柜臺售賣刻錄機和光碟……而百貨公司，是那個時代消費前沿的標志。
從商貿、外貿切入，綦建虹抓住了港商、外商進入內地市場的機會，他的耀萊集團前身順勢萌生。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綦建虹）還是黃毛小子，那時候香港還沒回歸，每次我來內地都是他招待我，他去香港的話就是我招呼他。”成龍在自傳中這樣描述他與綦建虹的相識，“當時他對我來講算是酒肉朋友，也沒有生意上的來往。”
綦建虹先是與香港地區珠寶大王謝瑞麟合作珠寶生意，后又在2002年拿下賓利和勞斯萊斯在北京的代理權。那時候幾乎沒有生意人敢碰這塊蛋糕，從來沒賣過車的綦建虹吃了螃蟹。后來豪車市場隨著中國富豪人群的激增而旺盛，證明了他當初的市場嗅覺是多么敏銳。
到2008年，綦建虹控制的從事豪車代理業務的美合振永以及德特公司通過香港地區漫畫公司玉皇朝集團借殼上市，后更名為耀萊集團。綦建虹與成龍及其他中國富豪的交情也更深了。
2019年2月，香港耀萊集團辦公室（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春楠 攝）
北京奧運會那年，成龍長住北京，隨時待命、聽候召喚。他穿著中山裝，站上C位，與近百位明星同臺共唱《北京歡迎你》，還順便與每天都陪著他的綦建虹聊出了生意，合作開了耀萊成龍影城。也為后來在A股上縱橫的耀萊影視埋下伏筆。
2011年4月20日，遼寧沈陽，成龍出席耀萊成龍國際影城開業儀式（圖片來源：東方IC）
當時的“黃毛小子”已經晉升超級富豪。成龍很早前就總結過一點，“如果要跟人在生意上合作，要跟比自己有錢的人合作，跟比自己聰明的人合作”。在成龍看來，綦建虹就是這樣的不二人選。而且他還聰明、靠譜、不愛出風頭，適合站在大哥身后，掌舵生意。
趁影視風口帶明星玩資本
2010年~2011年，電商、團購還未大舉殺入電影市場，全國電影票價普遍居高不下。耀萊影城率先打出低價牌，寧可貼錢也要招徠觀眾，耀萊影城做出了名聲。北京耀萊成龍影城五棵松店做到全國票房單體第一。
2015年7月26日，上海，耀萊成龍國際影城（圖片來源：東方IC）
“那時耀萊影城是全國影院行業里的‘刺頭’，低價競爭，在我們看來，是違背價格規律的。”一位資深電影發行人對記者說。
此后幾年，綦建虹將重心逐漸挪向影視，正值中國影視資本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幾年。影院與銀幕數攀升，票房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增長率飛奔，2015年甚至暴增48%，中國還有哪個行業堪得如此高增長。
尚在學步的影視產業一下變成了資本風口，各路人馬粉墨登場。“每天都有人提著酒在門口等我，說要給我投資，超市老板說了一個特別不靠譜的故事，讓我拍。”一位編劇曾向記者回憶道。
那時候，影視行業好像遍地都是錢，IP故事被吹上天，并購重組頻頻，明星資本化成為一種金融工具。
狂熱的氛圍中，誰會料到缺錢會在那么快的時間里發生，要發生也不會發生在自己頭上吧。大浪淘沙、行業洗牌的規律都明白，但誰也不認為自己是會被淘掉的沙和被洗掉的牌。
2013年~2016年，綦建虹施展資本運作，與華誼兄弟及其明星股東們合作，兩年時間華誼兄弟倒手耀萊影城股權獲利超過兩億元；完成與A股上市公司文投控股的聯姻，在文投控股上市之際，馮小剛、張國立、李冰冰、黃曉明等明星則通過一家名為君聯嘉睿的投資公司，參與定增文投控股的非公開發行，持有文投控股9.41%的股權。
按照耀萊影城注入文投控股的協議，三年時間需完成業績承諾，綦建虹實際控制的耀萊文化是文投控股的二股東，綦建虹也是公司董事、總經理，核心管理層。
“謝謝小綦哥……”站上2016年圣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的領獎臺、手捧獎杯的范冰冰說，她因《我不是潘金蓮》獲最佳女主角獎。在她一連串的道謝名單中，讓普通觀眾對不上號的“小綦哥”綦建虹正是該片資方的關鍵人物。
當地時間2016年9月24日，西班牙，第64屆圣塞巴斯蒂安電影節，范冰冰獲最佳女主角銀貝殼獎，左數第一位為綦建虹（圖片來源：東方IC）
當地時間2016年9月24日，西班牙，第64屆圣塞巴斯蒂安電影節上，范冰冰與綦建虹（圖片來源：東方IC）
恰逢影視行業春風得意，綦建虹也延續高舉高打的狀態——幾乎參與那幾年成龍主演的全部影片，與華誼兄弟合作密切，參投馮小剛執導的影片。文投控股高管曾在2016年時對記者表示：“耀萊堅持一線戰略，強化與成龍、馮小剛等大咖的緊密合作。耀萊與華誼兄弟在業務合作上一向緊密無間，雙方很多項目彼此參投。”
影院業務大舉擴張，2015年年末耀萊影城影院數目為32家，2016年新開15家，而2017年僅一年就新增影城40家。
文投控股確實也實現了業績的跨越式增長，凈利潤也由2015年的1.38億元上漲至2017年的4.34億元。
內憂外困驟然降臨
就在踩點完成耀萊影城被文投控股收購的業績承諾后，2018年4月起，眼疾初愈的綦建虹揮一揮手，相繼辭去在文投控股、耀萊影城的總經理、董事等所有職務。而這次離職堪稱一切的轉折點。
在完成業績承諾后僅半年，文投控股業績大幅變臉，2018年上半年耀萊影城虧損4973萬元，影院經營、影片投資、藝人經紀三大板塊均下滑。影院業務除了受大環境影響，也與之前綦建虹大量新建影城留下的問題有關。2018年業績預減約97%。
每經影視（微信號：meijingyingshi）記者了解到，文投控股團隊接手耀萊影城后，砍了很多項目，解約30多個項目，新增項目很謹慎。
“在影城快速擴張過程中，耀萊影城在現有影院經營管理水平以及業務系統支撐能力等方面未能匹配門店數量的增長，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存量影城營運能力和整體票房收入下滑。”文投控股方面表示。
2018年9月22日，星光璀璨的明星持股公司君聯嘉睿減持文投控股，目前已減持文投控股約2%股份，套現約1.8億元。將經紀約簽給耀萊影城，與耀萊緊密無間的成龍在2018年也沒給耀萊影城帶來新增經紀業務。
“一個化妝師，跟劇組的，2018年一年幾乎沒有開工。公司資金緊繃，大劇壓著不開工，劇組不開工，這些人就是沒飯吃。”與從業者的交流中，仍能感到寒意一陣陣傳遞出來。
2018年，意料之外的偶發事件誘發沉疴新疾，金字塔被重塑，洗牌期真正到來。電影市場破600億，卻是近3年來票房增速首次低于兩位數。在霍爾果斯和橫店，有太多行業調整期的艱難故事。
這時，將影視上市公司股票進行高比例股權質押的多位老板，遭遇內憂外困。
綦建虹的麻煩也在2018年集中爆發，由他實際控制的耀萊文化是上市公司文投控股的第二大股東，而其所持90%以上股份卻被凍結。
財產凍結不止于文投控股的股權，還有綦建虹的公司和房子。
裁判文書網顯示，2018年9月7日綦建虹名下2.64億元的財產也被銀河證券下屬的投資公司銀河源匯申請采取保全措施。經北京市三中院裁決，北京耀萊投資持有的耀萊航空產業投資，以及耀萊文化和北京耀萊投資兩家公司持有的耀萊航空投資股份被凍結，綦建虹名下位于北京朝陽區建國門外大街和幸福二村的7處房產被查封。
圖片來源：裁判文書網
2019年2月，北京，耀萊中心（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春楠 攝）
位于幸福二村的上萬平方米的耀萊中心所在地，涉及數十處房產，是整個“耀萊系”的大本營，也全是綦建虹自持的房產。2018年，綦建虹將耀萊中心的部分房產騰挪到了他掌舵的港股上市公司耀萊集團名下。
被股權質押消滅的富豪
記者了解到，耀萊文化的股權凍結，主要源于向金融機構廈門信托融資而產生的糾紛，耀萊文化持有3億股文投控股的股票，其中2.82億股被廈門信托凍結。
2016年文投控股上市不久，綦建虹就進行了超高比例的股權質押，尋找金融機構出資并通過廈門信托設立事務管理類信托，信托資金35.48億元用于向綦建虹控股的耀萊文化提供融資，期限2年。耀萊文化以所持文投控股2.7億股股權作為抵押擔保，綦建虹為此筆融資提供無限連帶責任擔保。
在所有的股權融資業務中，股價漲跌可謂關鍵變量。2016年文投控股股價一度高達26元。但后來文投控股股價一路走低，用來做抵押融資的股票價值也大幅縮水。2018年1月，耀萊文化向廈門信托追加了1221.2萬股文投控股股權質押。
由于抵押物不足以償還保證金，耀萊文化又沒有按合同支付“補跌資金”，廈門信托向北京市高院申請執行。綦建虹因為承擔連帶責任，在2018年10月被北京市二中院列為被執行人。同年11月，因未在上述執行通知書指定期限內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給付義務，綦建虹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費措施。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綦建虹發出的兩起限制消費令（圖片來源：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
截至記者發稿（2019年3月下旬），這筆資金規模高達35億元的股權融資違約還未得到化解。
廈門信托回復稱：“截至目前，耀萊文化仍沒有補足合同約定的保證金，亦未和我司達成和解。”
值得注意的是，耀萊文化還持有文投控股2.82億股，其中有小部分為限售流通股。
按照股權融資常理，如果股市行情好起來了，可能就不存在補保證金的問題了。但文投控股的股價不容樂觀。
2018年文投控股股價全年跌幅75%，是去年傳媒板塊除了樂視網、*ST巴士以外跌幅最大的上市公司。2019年前三個月，文投控股股價一直在5元左右徘徊，這與2016年綦建虹質押融資時文投控股20多元/股的股價相去甚遠。
到解禁的時候，2.82億股文投控股股權會被強制減持嗎？“該項目為事務管理類信托，我司已于2018年9月終止該信托，并將信托財產原狀交付予受益人。目前我司協助委托人進行后續處置，但尚不清楚委托人具體處置方式。”廈門信托向記者表示。
“2016年和2018年，類似這樣的富豪數不勝數。”一位資深金融機構從業者認為，很多股東把能質押的股票都質押了，從金融機構融資，如果疊加些外部因素碰到資金鏈緊張的時候，問題就爆發了。“每天盯著股票行情，想想今天要補多少錢，明天還要補多少錢，這日子還怎么過。可以這么說，股票質押融資消滅了很多富豪，直接返貧。”
此外，綦建虹還通過控股企業抵押耀萊通航母公司全部股權，以同樣的方式向廈門信托融資，目前該信托已經通過原狀返還方式結束，在信托結束時借款人尚余5000萬元未償還。
目前因5000萬元逾期未還，耀萊航空投資有限公司被法院判定為失信被執行人，綦建虹對債務承擔連帶保證責任。
圖片來源：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
兩筆近40億的融資投向哪里？
知情人士有透露一個綦建虹的投資偏好——房產。
“他在唐山買了很大的購物中心，一出手就是20~30億。”知情人士透露，這些高額投入的商業中心需要時間才能回本，資金緊張的老板想拿商業地產變現就不好辦了。“根本無法出手了，有價無市，沒人接盤。可能在北京還好一點，唐山不好辦。”
記者試圖向綦建虹本人求證這個版本的說法，沒有得到回應。
圖片來源：國信證券研報
“去綦建虹化”
作為文投控股的前任總經理，綦建虹從未發過一張文投控股的名片。在他離職時，也告訴記者：“不用猜測，沒有任何負面，別認為耀萊是我的公司，我為政府打造了一個這么好的平臺，交給政府繼續前行。文投控股不姓綦，我辭職不奇怪。”
雖然離開了，走得卻并不瀟灑。
文投控股在回復2018年半年報問詢函的公告中提到，耀萊影城未經文投控股層面決策審批，簽訂了數個合同，稱：“因時任總經理的綦建虹越權審批，綦建虹對上述事項承擔連帶保證責任。”這些合同具體包括委托制作、影視項目預付款、演員聘用、影片推廣，以及幾筆對外拆借，總計近2億元。
尤其是向HYHGroup支付的1550萬美元預付款，約合人民幣1億元，“涉及的明星合作項目截至目前未能實施”。文投控股責成決策責任人綦建虹承諾對該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為了確保綦建虹對越權審批所產生的債務兜底，文投控股也凍結了綦建虹名下的部分資產。但沒有碰幸福二村耀萊中心的那十幾處房產。“凍了沒意義，不好變現。”知情人士表示。因為重復抵押，幸福二村的房產還涉及一系列債務糾紛。
另一方面，上述綦建虹“越權審批”的合作方們，還被質疑與綦建虹有關聯關系，涉嫌利益輸送。對此，耀萊文化通過“自查”予以否認。
2019年2月，記者曾到訪HYH Group在香港公司注冊處留下的辦事處地址，樓下保安稱該樓層已經人去樓空。值得一提的是，HYH Group的股東及實際控制人為Wong Wilson，與港股上市公司華建控股的董事會副主席兼執行董事Wong Wilson重名，記者探訪HYH Group辦事處時也發現華建控股也在同一層辦公。而截至去年6月底，華建控股仍持有耀萊集團1.09億股。
2019年2月，每經記者來到HYH Group在香港注冊留下的辦事處地址，發現香港上市公司華建控股也在同一樓層辦公，目前該樓層都已人去樓空（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春楠 攝）
綦建虹離職后，文投控股的“打法”發生了很大調整，可謂“去綦建虹化”。
每經記者多方獲悉，耀萊影城和耀萊影視均在2018年由文投控股團隊接手。在此之前，綦建虹才是這一板塊的最大操盤手。最大的變化，是文投控股已開始加大投資非成龍項目。且耀萊影城不再走低價路線，大規模新建影城的策略也剎車了。
“我會好起來的。”去年年底，綦建虹曾對記者說。“要換作別人，遇到這么大的事兒，早就垮了，他的狀態還蠻好的，積極面對每一個債權人，因為他不是沒有牌。”一位熟悉綦建虹的知情人士表示。
“好起來”的過程并不容易，2019年春天，記者再次撥通綦建虹的電話，他聽罷來由，一言不發，嗒的一聲掛斷電話。
“也不光是影視上市公司，那幾年整個資本市場都想著借雞生蛋。從借款人到金融機構，都缺乏風控意識。”上述金融人士總結道，“宏觀調控后，資金面緊張了，產生連鎖反應。大家總想著，風險來臨前，只要變現股票就能獨善其身。最后才發現，跑不掉。”
俞曉群｜正史中的痾
痾，古同疴。有三義，一為病，二為宿怨、舊仇，讀kē；三為排泄物（糞便），讀ē。本文取第一項，《說文解字》曰：“疴，病也。從疒，可聲。《五行傳》曰：‘時即有口痾。’”段玉裁注：“《五行傳》者，伏生《洪范五行傳》也。言之不從，是謂不乂，時則有口舌之疴。”《玉篇》曰：“痾，同疴，病也。”
一、六痾
班固《漢書·五行志》定義五事變異中的概念，在序文中寫道：“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也。”此中論說世間萬物的變異，草木之變稱為妖，蟲豸之變稱為孽，六畜之變稱為禍。而人在發生病變時，則稱之為“痾”。比如《后漢書》《晉書》《宋書》《魏書》《新唐書》《明史》諸史，在五行變異的例目中，史官干脆把這一項內容稱為“人痾”。
據班固記載，《洪范五行傳》定義五行變異時，提到了六種“痾”，即下體生上之痾，口舌之痾，目痾，耳痾，心腹之痾，下人伐上之痾。但在諸史《五行志》及《靈征志》《災異志》中，上述六痾只有三項有內容記載，即下體生上之痾、心腹之痾、下人伐上之痾；其余三項，即口舌之痾、目痾、耳痾，均為空目。即諸史只是序文中列出它們的名目，但在正文之中，都沒有內容記載。再者還有兩點說明：
一是下體生上之痾與下人伐上之痾，前者對應五行變異中的木，屬于貌之不恭的目下；后者對應天，屬于皇之不極的目下。但在實際的故事中，二者的內容混淆，很難分辨清楚。比如《漢書·五行志》在下體生上之痾的目下沒有內容，只在下人伐上之痾的目下有內容，而且據班固記載，劉歆還對這個題目有異議：“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漢書·五行志》）再者《魏書·靈征志上》中有“人痾”的例目，實際上是將二者合二為一。
二是在《隋書·五行志》思心之不?臝蟲之孽的目下，有許多等同于人痾的內容，實際上史官是把人列為臝蟲之首。如《隋書·五行志》臝蟲之孽有記：“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后二歲，帝崩。”類似的長人故事，《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即有記：“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在這里，《隋書·五行志》的史官把“人”稱為臝蟲之首，也是有根據的。《大戴禮記·曾子天圓》：“倮蟲之精者曰圣人。”
因為六痾之中有三痾為空有名目沒有內容，所以本文僅論說一下六痾之中有內容的下體生上之痾、心腹之痾、下人伐上之痾。
二、下體生上之痾
下體生上之痾，《洪范五行傳》定義：“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班固《漢書·五行志》解釋：“上失威儀，則下有強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于上之痾。”他們是說，下體生上之痾對應五行變異中的木，屬于貌之不恭的目下。由于君王喪失了威儀，下面有強勢的大臣加害君王，所以會發生下體生上之痾。對此，《南齊書·五行志》引《貌傳》中的話說：“民多被刑，或形貌丑惡。”《魏書·靈征志上》也有人痾的序文和例目。
在十五史《五行志》及《靈征志》《災異志》中，諸史貌之不恭序文里，幾乎都列有下體生上之痾一項，但實際上正文中有故事記載的史書，只有《魏書》《新唐書》，即《魏書》九段，《新唐書》一段。其余十三部史書《漢書》《后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宋史》《元史》《金史》《明史》《清史稿》，均未見記載下體生上之痾的故事。
不過按照班固為下體生上之痾的定義，《魏書·靈征志上》《新唐書·五行志》中的內容，還是存在問題的，或曰其中真正屬于下體生上之痾的故事幾乎沒有。本文略述如下：
先說《魏書·靈征志上》，這里有一個題目上的混淆，即“人痾”一項，諸史《五行志》如《后漢書》《晉書》《宋書》《新唐書》《明史》等，均稱下人伐上之痾為人痾；只有《魏書》，雖然它沒有明確人痾就是指下體生上之痾，但它在《魏書·靈征志》序文中明確指出，這一節人痾是在貌之不恭目下：“人痾：劉歆說：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水傷百谷，衣食不足，奸宄并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貌丑惡也。班固以為六畜謂之禍，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那么按照班固《漢書·五行志》的定義，如果人痾放在貌之不恭目下，它就是“下體生上之痾”了。不過我們審視《魏書·靈征志上》中的內容，其例目有：喉下生骨，狀如羊角；大拇指甲下生毛九莖；女從母右肋而生，靈太后；大人跡；四產十六男；黃褶袴鬼，道登，世祖；怪胎，大疫。將這些故事與其他諸史中的故事比較，很容易發現：類同的故事，多數屬于皇之不極目下的下人伐上之痾。本文略作比較如下：
一是人生怪變：《魏書·靈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太宗永興三年，民烏蘭喉下生骨，狀如羊角，長一尺余。”此類故事，亦見皇之不極目下，下人伐上之痾。如《漢書·五行志》有記：“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郷，四臂共匈俱前郷，凥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涂”，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群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兇也。’”
二是大人跡：《魏書·靈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兗州下蔡郡有大人跡，見行七步，跡長一尺八寸，廣七寸五分。”此類故事，亦見皇之不極目下，下人伐上之痾。如《漢書·五行志》記載了長狄、長人、大人多例，舉一例：“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畮；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后三國皆有篡弒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以為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臝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凡人為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
三是多胎：《魏書·靈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此類故事，亦見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如《宋史·五行志》有記：“建隆元年，雄州歸義軍民劉進妻產三男。”
四是見鬼：《魏書·靈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與沙門道登幸侍中省。日入六鼓，見一鬼衣黃褶袴，當戶欲入。帝以為人，叱之而退。問諸左右，咸言不見，唯帝與道登見之。”此類故事亦見皇之不極目下，下人伐上之痾，如《漢書·五行志》有記：“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組結佩之，招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
五是瘟疫：《魏書·靈征志上》貌之不恭人痾：“顯祖皇興二年十月，豫州疫，民死十四五萬。”此類故事亦見皇之不極目下，諸史將疫病歸于下人伐上之痾，如《新唐書·五行志》占曰：“國將有恤，則邪亂之氣先被于民，故疫。”
再說《新唐書·五行志》貌之不恭下體生上之痾有記：“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襄邑有獵者得雉，五足，三足出背上。足出于背者，下干上之象；五足者，眾也。”它是說，雉鳥生長出五只足，三個長在后背上。當然是“下體生上之痾”了。不過雉鳥不能等同于人，所以這段故事列在下體生上之痾目下，也是有問題的。正確的解釋，此段故事應該屬于羽蟲之孽。
三、心腹之痾
心腹之痾，《洪范五行傳》定義：“思心之不?，是謂不圣，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兇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班固《漢書·五行志》注釋：“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他們是說，心腹之痾對應五行變異中的土，屬于思心之不?的目下。由于此事大多會引起人的心腹生病，所以有心腹之痾。
在十五史《五行志》及《靈征志》《災異志》中，有兩部史書記載了心腹之痾：《漢書》二段，一是心疾死，二是喪心死。《隋書》三段，一是天奪其心，二是精魄已亂，三是丁憂不尊。其余十三部史書《后漢書》《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宋史》《元史》《金史》《明史》《清史稿》，均未見到心腹之痾的記載。
班固《漢書·五行志》記載了兩段心腹之痾的故事，均取自《春秋左傳》。略記如下：
一是《漢書》思心之不?：“《左氏傳》昭公二十一年春，周景王將鑄無?鐘，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天子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摦。摦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摦矣，王心弗（戈加今），其能久乎？’劉向以為是時景王好聽淫聲，適庶不明，思心霿亂，明年以心疾崩，近心腹之痾，兇短之極者也。”它是說，周景王將要建造無?鐘，泠州鳩說道：“周景王患心腹疾病將要死去了！聽察音樂是天子的職責，不能以此為休閑作樂。不然心為音樂所感染，就會生出疾病來。”劉向解釋說：“那時周景王好聽淫蕩的音樂，是非不明，心緒煩亂，第二年患心疾而死。正是心腹之痾的征兆。”（《漢書·五行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
二是《漢書》思心之不?：“昭公二十五年春，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元公與燕，飲酒樂，語相泣也。樂祁佐，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五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十月，叔孫昭子死；十一月，宋元公卒。”它是說，昭公二十五年春天，魯國的叔孫昭子與宋元公飲酒作樂，兩人談話時相對落淚。樂師祁佐對他人說：“這兩個人都要死去了。我聽說哀樂而樂哀，都會引起心疾的。心腹的精爽就是魂魄，魂魄離開了，人還能長久嗎？”結果當年十月，叔孫昭子死了；十一月，宋元公死了。（《漢書·五行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隋書·五行志》記載三段心腹之痾的故事，均發生在南北朝時期。略記如下：
一是《隋書》思心之不?：“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后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弗摧敗。彼何為者？’都官尚書孔范曰：‘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渡耶？臣每患官卑，彼若渡來，臣為太尉矣。’后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后主已不知懼，孔范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范亦遠徙。”它是說，陳后主與隋兵臨江對壘時，聽信奸臣孔范胡說八道，盲目樂觀，飲酒賦詩，不知畏懼，導致兵敗人死，陳國滅亡。（《隋書·五行志》《陳書·后主本紀》《南史·恩倖傳》）
二是《隋書》思心之不?：“齊文宣帝嘗宴于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后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它是說，齊文宣帝曾經在東山飲酒，突然投杯暴怒，舉兵西伐。不久又哭泣著對大臣們說：“黑衣非我所制。”有識見者說，君王的精魄已經紊亂，將不久于人世了。此后文宣帝荒于酒色，突然狂暴，幾年后就死去了。（《隋書·五行志》《北齊書·宣帝本紀》）
三是《隋書》思心之不?：“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它是說，北齊武成帝在為太后服喪時，繼續穿著彩色的衣袍，在三臺上飲酒作樂。伺者送上白色的衣袍，武成帝大怒，將其拋到臺下，大臣和士開請求停止音樂，武成帝又大怒，鞭撻和士開。但武成帝未幾就死去了。（《隋書·五行志》《北齊書·武成帝本紀》）
四、下人伐上之痾
下人伐上之痾，《洪范五行傳》定義：“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班固《漢書·五行志》注釋：“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弒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另外，《漢書·五行志》還記道：“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他們是說，下人伐上之痾屬于皇之不極的目下。因為宮廷混亂且衰弱，所以人們叛逃，上天離去，此時如果沒有開明的君王行使誅殺之力，就會有被篡位弒殺之禍發生，所以有下人伐上之痾。
何謂下人伐上之痾呢？《南齊書·五行志》記載了一段京房《易傳》中的定義：“生子二胷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書中還說，其類現象很多，均可以用現象來推占結果。
在十五史《五行志》及《靈征志》《災異志》中，有十三部史書記載了下人伐上之痾的故事，即：《漢書》十一段。《后漢書》二十二段，包括人痾七段，人化一段，死復生四段，疫十段。《晉書》二十八段，稱人痾，未記《宋書》中的疫。《宋書》六十段，包括人痾三十七段，疫二十三段。《南齊書》一段。《魏書》九段，與下體生上之痾混淆。《隋書》二十段，被放在思心之不?名下，作為裸蟲之孽。《舊唐書》五段。《新唐書》三十五段，包括人痾二十四段，疫十一段。《宋史》二十八段，包括人痾二十段，疫八段。《元史》十段，包括人痾七段，疫三段。《明史》十六段，包括人痾八段，疾疫八段。《清史稿》十五段，包括人痾七段，疫八段。《舊五代史》《金史》二部史書，未見記載。
諸史記載下人伐上之痾的故事，其要目略記如下：《漢書》：長狄三兄弟；秦時長人；男女互化；子死復生；女死出棺；子生二頭；人生角；小女陳持弓；狂人王褒；民驚擾。《后漢書》：民驚走；夫婦相食；壁中黃人；狂人梁伯夏；狂人張博；生兒雙頭；母化黿；死復生；大疫。《晉書》《宋書》：母化鱉；死復生；諸葛恪；曹魏見大人；人生角；女化男；齊王冏；入冢復出；雙性人；男寵；女子陰在腹上；怪胎；圣人像，人頭忽悉縮入肩中；人暴長；兒在腹中泣；大疫。《南齊書》：連體兒。《舊唐書》：三胞胎；狂人李狗兒；男化虎；鄭注訛言；狂人劉德廣。《新唐書》：死復生；頭生肉角；四胞胎；連體兒；女魃；白衣劉凝靜；人化虎；來俊臣婢產肉塊；狂人李安國；長人李家寵；狂人李狗兒；人生豬首；狂人劉德廣；人生角；人生珠；大疫。《宋史》：多胞胎；下生有齒有角；化石人；生三目；大疫。《元史》：多胞胎；大疫。《明史》：多胞胎；女生胡須；男化女；人化狼；怪胎；大疫。《清史稿》：多胞胎；男變女；生佛像；怪胎；大疫。
如上可見，下人伐上之痾很復雜，大體有人的變異與瘟疫等類型。《漢書》以后諸史記載，逐漸離開了漢儒的宗旨，比如許多史書中記載了很多多胞胎的事情，它們似乎應該屬于祥瑞。那么，班固等漢儒的觀點究竟如何呢？《漢書·五行志》大體包括四種下人伐上之痾的類型：
一是大人或曰長人，長人最早記載見于春秋時期，有長狄三兄弟，不祥，都被殺了。如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下獨苦。長狄生，世主虜。”秦始皇時期，長安街上出現十二個長人，一說為吉祥，預示著秦滅六國，為此秦始皇還搜集天下兵器，鑄十二銅人為賀。一說為兇險，預示著秦十四年滅亡。還有觀點說，此事對漢代為祥瑞，后來漢代有十二帝稱霸天下。（《宋書·符瑞志》）
二是男女互化，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丈夫化為女子，茲謂陰勝，厥咎亡。”還有觀點說，男化為女，宮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史記·魏世家》）
三是死復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搜神記》卷六）
四是怪胎，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涂’，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壹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于上，不敬也；上體生于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群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兇也。”（《搜神記》卷六）
五是狂人妖言，京房《易傳》曰：“妖言動眾，茲謂不信，路將亡人，司馬死。”（《漢書·成帝本紀》）
瑪雅人、解放神學與游擊隊：薩帕塔起義前，恰帕斯叢林的困局與斗爭
劉健芝、薛翠
1994年1月1日，墨西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EZLN）打響反擊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槍，如今邁進第28個年頭。本文作者于2021年為澎湃新聞撰寫了四篇文章，紀念其扎根建設海螺自治區的奮斗經驗，婦女參與的重要角色，在拉丁美洲原住民抗爭的歷史長河的意義。2021年6-7月，幾位年輕的薩帕塔人乘船漂洋過海到歐洲，宣示曾經被歐洲入侵殖民的美洲原住民之到來，不僅象征原住民抗爭的文化綿延不絕，而且，譴責歐洲野蠻資本主義道路挾持人類走向滅亡。瑪雅青年無畏地繼承了先輩頑強斗爭的精神，究其源頭，既不僅聚焦于舉世震驚的1994年起義，也不僅關乎于號稱切格瓦拉第二的馬科斯副司令（Subcomandante Marcos）一位英雄。理解薩帕塔，更需要我們叩訪墨西哥原住民500年血淚史，尤其1960-1980年代，那種在絕境中反抗殖民主義、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的歷史脈絡，梳理尋求自治的原住民、實踐解放神學的教士、抗暴的武裝游擊隊三方力量錯綜復雜的關系。
2021年6月15日-7月19日，全球大學堂舉辦了第八屆南南論壇：“希望的政治：在逆境中自救與創造未來”，其中6月29日的研討，名為“墨西哥：1960-70年代恰帕斯原住民社區動員軌跡”。2022年1月20日開始，全球大學堂將舉辦2022南南大講堂（系列一）“與瑪雅人同行：墨西哥恰帕斯州原住民宇宙觀與可持續實踐”，講者是來自墨西哥的赫韋爾·巴爾加斯（Javier Vargas）和凱瑟琳·賽布·巴爾加斯（Kathryn Seib Vargas）。受到解放神學的啟發，協助支持原住民抗爭的神父魯伊斯主教開展工作，赫韋爾和凱瑟琳分別從1961年和1970年深入拉坎頓叢林，積極參與瑪雅原住民社區建設。當地按語言分為策爾塔爾、佐齊爾、托霍拉巴爾和喬爾四大社區，他們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策爾塔爾社區。他們向瑪雅原住民虛心學習，如何應對逆境，孕育希望。并肩同行的里程碑之一是在1974年舉辦的第一屆墨西哥原住民大會，向世人宣示了堅持走另類的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這個系列講座一共7次，根據瑪雅人的宇宙觀分為13個部分，命名為“意識覺醒的13個月”（1.宇宙聯系的隱藏意識、2.社區的文化意識——習俗和慣例、3.對神圣的意識和對社區任務的順從、4.融入新能力和技能的意識、5.在主導文化面前的原住民的身份意識、6.對共同利益的認識是社區的實踐、7.服務和提高社區話語權的意識、8.意識到原住民的歷史貢獻、言語和尊嚴、9.原住民權利/人權的集體意識、10.對原住民團結的認識、11.作為有明確目標的、有組織的社區的意識、12.超越和貢獻的宇宙意識、13.面對今天的挑戰所需的意識和實踐）。【講座時間與注冊二維碼見文末海報】
赫韋爾和凱瑟琳將講述個人軌跡、情感、反思，輔以照片、圖像與歌聲，帶領大家進入時光隧道，重溫與瑪雅原住民一起艱苦奮斗的叢林歲月。這段寶貴的歷史經驗承先啟后，為1994年反擊新自由主義第一槍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奠下了厚實的基礎，同時，印證了500年拉丁美洲原住民的解放運動，到今天依然綿延不絕。
苦難的恰帕斯與原住民的自組織傳統
恰帕斯，墨西哥最貧窮的州之一，卻同時不僅是墨西哥、而且是世界的無價寶藏之所在。恰帕斯州擁有墨西哥最為豐富、潔凈的水資源。1960年，恰帕斯州人口占全國的3%，發電量占全國的5%。到1980年，該州擁有全國50%的水力發電能力，等于全國20%的各種來源的電力。恰帕斯地下沉睡著多種珍稀礦藏，石油儲量豐富。同時，這里極為豐富的生物種群早已為諸多號稱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的歐美“專家”所“采集”（即盜竊），美國市場上早有數十種古老的印第安草藥被注冊專利、壟斷生產，甚至數千年來，印第安人最為古老的飲料玉米飲亦成了美國市場上的專利產品。如果說，當年的殖民掠奪曾將無數印第安原住民從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么今日，他們勉強躋身的叢林深谷卻再次成為新殖民主義資源戰、生物戰的場域。
恰帕斯的經濟、戰略意義遠不僅如此。作為地理奇觀，特旺特佩克地峽、那崇山峻嶺間一馬平川的“大道”，穿越恰帕斯的重山叢林。200年來，這始終是北美世界所覬覦的、連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為便捷的通道；隨著巴拿馬運河的運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峽，同時將原住民最后的棲身地開發為原材料產地、由廉價勞動力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為美國更為緊迫的需求，在1980年代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政府的配合下密鑼緊鼓的推進。
為了各種開發原材料項目，墨西哥政府不惜耗資大興土木。1970年，恰帕斯州的所有公路總長約3000公里；到1975年，數字翻了一番。1973年，單單一年的高原地區的公路預算，等于居住在那里的大約30萬個家庭所需的所有糧食的開支。基礎建設項目接踵落實，地主擴大原材料買賣市場，搶奪原住民更多的土地，以擴大生產。另一邊廂，許多原住民在發展政策的擴張中，放棄了土地與耕作，改行做采挖業工人與建筑工人，進而生計深受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布了震驚金融界的聲明：“本國無法按期履行償債義務。”這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問題的開端。自此，墨西哥陡然跌入債務困境。
恰帕斯的原住民苦力。
恰帕斯州基本上由大型牧場、咖啡種植園，以及小塊家庭土地組成，土地分配不平等，土改沒有真正落實。原住民十分貧困，他們所生活的地區耕地短缺——森林覆蓋的低地的土壤貧瘠，高原地區容易水土流失。
多年來，原住民社區領袖發聲反抗，卻慘遭謀殺。1974年，在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舉行第一屆原住民大會，參會者來自多個族裔，1230名代表包括587名策爾塔爾人（Tzeltales），330名佐齊爾人（Tzotziles），152名托霍拉巴爾人（Tojolabales）和151名喬爾人（Choles），代表了327個社區，約30多萬瑪雅原住民。這屆大會堪稱原住民團結頑抗的里程碑。會前一年，所有社區全民參與討論，同時培訓不同方言間的傳譯，不依賴殖民者的語言西班牙語作為唯一的溝通媒介。
1974年，第一屆墨西哥原住民大會
1970年代，當原住民的戰斗力增強時，墨西哥政府的政策從自上而下的原住民主義（top-down indigenism）轉為“參與性原住民主義”（participatory indigenism），努力將原住民領袖和組織收編。雖然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在其他情況下，如政府創建的印第安人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of Indian Peoples， CNPI），“官方”組織發生分裂，產生了自治分支，至今仍然存在，并活躍在自治運動中。
1980年代末，墨西哥在拉丁美洲率先批準了“國際勞工組織第169號公約”，在承認原住民權利方面走在前列，為原住民組織提供了更佳的政治發展機會。1990年，墨西哥修改憲法第四條，承認墨西哥是具有多元文化構成的國家，并賦予原住民文化權利，不過，墨西哥政府與原住民領袖匆匆進行了幾次“磋商”，卻把大多數組織和社區排除在外。這種策略導致了區域自治會議抗議原住民在實施憲法第四條的立法過程中缺席，也欠缺在全國范圍內討論自治的平臺。1993年9月6日，在瓦哈卡州，名為“窮人構建社會政策”（The Poor Construct Their Own Social Policy）的全國性民間社會形成，來自格雷羅州（Guerrero）、瓦哈卡州（Oaxaca）、恰帕斯州和伊達爾戈州（Hidalgo）的原住民代表聚集在一起，對政府實施憲法第四條的計劃提出了批評。類似的會議也在墨西哥各地舉行。許多原住民組織參加了1992年抗議500年殖民主義的活動。因此，早在1994年薩帕塔起義之前，就有了原住民自主組織的重要先例。
正如塞繆爾-魯伊斯-加西亞（Samuel Ruiz García）主教所說，從一開始，薩帕塔人就提出了國家政權與地方自治的關系：“那些認為他們可以把恰帕斯的問題從國家背景中分離出來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的人，什么都不懂。這是一個上升到國家層面的問題，因為原住民不僅在恰帕斯。他們的情況在各地都是一樣的，所有的人都一直認同薩帕塔的事業，即便不認同其手段。”
1996年由政府與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達成的《圣安德列斯協議》（San Andres Accords），要求國家承認原住民在國家之下的集體權利的概念，乃一脈相承的斗爭成果。
500年抗爭歷史長河
在委員會里，我們辯論了整個下午。
我們在語詞中尋找SURRENDER（投降）這個詞，但我們沒有找到。
在佐齊爾和策爾塔爾語言中沒有這個詞。
也沒有人記得這個詞在托霍拉巴爾或喬爾語言中存在。
——馬科斯副司令《“投降”并不存在于真正的語詞中》
瑪雅“遺民”頑強抵抗殖民者由來已久。殖民者征服恰帕斯州的戰爭于1524年開始，但瑪雅人拼死抵抗四年，直到1528年，才被迭戈·德·馬扎里戈斯（Diego de Mazariegos）領導的部隊鎮壓下去。
恰帕斯州殖民地時期發生了多次叛亂，歷史學家強調了“1712年策爾塔爾起義”（The Tzeltal Rebellion of 1712），甚至將其稱為“坎庫克共和國”（Republic of Cancuc）或者“策爾塔爾共和國”（Tzeltal Republic）。原住民和殖民者之間敵對關系在1711年進入了新一輪的危機，原住民的抗爭，挪用了天主教的圣母形象。在圣瑪麗亞（Santa María）的佐齊爾社區，據說“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圣母”通過木雕向兩名佐齊爾村民顯現，此事在鄰近的社區中引起了騷動，宗教裁判所趕緊沒收了這個木雕。
此外，政府的苛刻稅收制度，以及主教收取的巨額傭金，加劇了社會的不滿，導致成千上萬的印第安人反叛新西班牙當局。此時，圣母的身影再次出現，這次是坎庫克社區的一名村民看到圣母顯靈。這被起義軍解釋為新的信息。起義軍為了保護這位“與圣母溝通的媒介”，組建了“圣女兵團”，匯集了32個策爾塔爾人、佐齊爾人和喬爾人社區，隊伍中有三千名民兵。圣女兵團通過半秘密的宗教活動來招募支持者，從而使原住民堅持自己的組織結構，也保持了與王室相對獨立的特性。
原住民參與教會活動。
后來，在西班牙人的挑撥離間下，族裔間的沖突、領導人被收編，以及新西班牙軍隊的殘酷打擊，結束了“坎庫克共和國”。1727年，西班牙人逮捕了起義的肇事者及其子女，“不使叛亂的種子逍遙法外”。殖民者為了讓起義者記憶中保留失敗的印記，報復西班牙人的人被殺，并割下所有起義者的“同謀者”一只耳朵。
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瑪雅原住民的抵抗時而公開，時而隱蔽，但始終存在。該地區的原住民和整個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一樣，經歷了浩劫，大部分人口被滅絕，是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種族滅絕。但是，無論是通過加入獨立軍的行列，還是通過在革命期間加入薩帕塔領導下的南方解放軍，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積極參與了墨西哥建國偉業。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別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長期殖民戰爭中，并沒丟失自己的身份認同。社會清洗與種族滅絕政策，卻加強了原住民的社會凝聚力和集體意識。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戰爭在文化和意識形態層面上大致是失敗的，其無法把西方理性作為唯一的思維方式，或者將天主教作為唯一的精神表達方式，強加給原住民。在20世紀末，抵抗再次出現在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中。正如墨西哥社會學家González Casanova所描述：“瑪雅人在眾多抵抗西班牙征服的族裔中脫穎而出。在尤卡坦和危地馬拉，他們直到1703年才被征服，并很快再次起義。”在恰帕斯，他們于1712年發動了大規模的起義。瑪雅文獻《契倫巴倫》（The Book of Chilam Balam）中提及，“瑪雅人的訴求是秘密的、憤怒的、暴力的，卻沒有乞憐的。”
歷史見證了瑪雅人在1994年1月1日再次起義。
毛驢上的主教
原住民的訴求，日益得到墨西哥的非原住民的同情與支持。針對政府提出的大赦提議，馬科斯副司令問道：“為什么要由我們來請求赦免？”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作家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被馬科斯的雄辯所折服：“這真的讓我感動——不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而是我們才應該是要求赦免的人。我不會對我們的權威人士，特別是恰帕斯的權威人士所要承擔的責任視而不見，也不會對這個富裕省份的自私和狹隘的安逸階層同樣要承擔的責任視而不見。這一責任也延伸到整個墨西哥社會。幾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對墨西哥印第安人的不公正慘況負有責任，因為我們以被動或冷漠的態度縱容莊園主、牧場主、地方的傳統勢力（Caciques）和腐敗政客的敲詐和虐待。”
正義之士直面殘酷現實，轉向支持原住民抗爭的生動例子，非魯伊斯主教（1924-2011年）莫屬。1959-1999年，魯伊斯擔任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主教。1960年代，解放神學席卷拉丁美洲，魯伊斯的教區積極幫助原住民社區，魯伊斯曾經在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制度黨（PRI）之間的沖突中擔任調解人，舉世觸目。
魯伊斯出身白人底層社會，母親是女傭，父親是農業工人。1952年，魯伊斯獲得格雷戈里安大學哲學和神學博士學位后，回到墨西哥瓜納華托，在萊昂神學院任教。1960年，魯伊斯被祝圣為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主教，直到2000年退休。
在他擔任主教的早期，魯伊斯贊同關于教會和福傳的傳統觀點。魯伊斯的第一封牧函警告共產主義在墨西哥發展的危險。當時教區內早期的福傳方法主要是自上而下，側重于西方的社會變革方法。慕道者往往向原住民社區傳達接受現實的信息，而不是提高改變現實的意識，這與當時的政府政策是一致的，往往是以“發展”和“文明”的名義要原住民順從。
抵達圣克里斯托瓦爾不久，魯伊斯騎著小毛驢巡視他的教區，訪問每個城鎮和村莊。在途中，教區的真實情況令他十分震驚。1993年，他寫的牧函反映了這一段自我反省的經歷：“我們只用自我的民族中心主義標準來判斷當地習俗。在不知不覺中，我們站在了壓迫原住民的一邊。”魯伊斯開始慢慢識別并挑戰壓迫的結構，質疑政府和軍隊的結構，以及教會中支持這些制度的人物。他鼓勵原住民社區掌握自己的生活，公開表示恰帕斯的窮人是結構性壓迫和制度化暴力的受害者。魯伊斯傾盡全力扶持瑪雅原住民的社區建設。
魯伊斯主教和瑪雅原住民
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1962-1965年召開，重點討論了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并使教會向神學發展和對話開放。會議鼓勵將講道內容翻譯成當地語言并向社區宣讀，并鼓勵教會更多地參與解決社會問題。魯伊斯參會受到激勵，將經文翻譯成當地的各種方言并付諸實踐。魯伊斯從思想到語言，受到原住民文明的熏陶，學會了四種瑪雅方言。
1967年，魯伊斯主教成為墨西哥主教主理原住民委員會（CEPI）的主席，1968-1972年，被任命為拉丁美洲主教會議（CELAM）傳教部主席。1968年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的這次會議形成了共識，即拉丁美洲的貧困和壓迫的根源是結構性問題，是由美帝國主義的擴張和發展倫理所產生的。魯伊斯認為，主教對窮人和被剝奪權利者越來越多的關注，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有一定的一致性，后者強調“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巨大沖突起源于“遵循最大利潤原則的企業家對工人的剝削”。這種解放神學對政府機構和那些擁有政治和經濟權力的人構成了威脅。實行這些解釋圣經的新方法，并鼓勵窮人為自己的權益而戰斗的地區被貼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簽，往往受到打壓。
墨西哥政府多年來壓制恰帕斯的抗議活動，以創造必要的政治和經濟條件，確保其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不難想象，政府對1994年薩帕塔的起義感到非常憤怒，并指責魯伊斯的牧民理念與實踐是薩帕塔起義的根源之一。
魯伊斯被選為談判的調解人，他解釋：“很明顯，教區不能不參與其中。我們的工作既不是代表薩帕塔人去找政府，也不是代表政府去找薩帕塔人，而是調解雙方的矛盾，讓雙方在談判中相互信任。”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與政府的談判中，不僅要求憲法承認原住民自治地位，還要求改革讓他們遭受壓迫的根源：國家系統結構。
1995年2月，墨西哥政府抓捕14名被認為與薩帕塔組織有關的人，其中8人被移交給司法當局，還繳獲了重要的武器庫。當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拉坎頓叢林受到墨西哥政府的軍事圍攻時，馬科斯向政府軍發出了以下信息：“地獄見”。經幾番調停，1996年，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和聯邦政府簽署了《圣安德列斯協議》，承諾對恰帕斯原住民給予基本的尊重，授予參與決定其發展計劃的權利，對行政和司法事務的控制權，以及自治權。可惜，政府沒有實踐承諾。1998年，魯伊斯主教指責政府的和平進程是虛假的，憤然辭去和平調解人的職務，委員會也隨之解散。但是，魯伊斯繼續充當恰帕斯州的保護者和支持者，倡導原住民的人權，直到2011年去世。
魯伊斯主教（左）與馬科斯副司令（右）
2000年，魯伊斯主教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西蒙·玻利瓦爾國際獎（Simon Bolivar International Prize），以表彰他為保護恰帕斯原住民所做的工作，致力于促進拉丁美洲人民的人權和社會正義。
1997年，魯伊斯主教獲得馬丁·恩納斯獎 （Martin Ennals Award），接受訪問時，說：
“我曾經訪問一個村莊，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和那里的村民一起慶祝。之后，我和一位慕道者走到外面，他對我說：‘親愛的主教，我們知道你要來有一段時間了’。我問：‘有多久了？’他說：‘四個月啦’。誰告訴他們的？‘那個大地主’，‘他說你要來，而且會和他住在一起。他還向我們要了一筆錢。我們已經支付了你們在這里的住宿費。’四個月來，每個農戶每周貢獻5比索，涵蓋了14-15個村莊。這是我喝過的最昂貴的一杯咖啡。也是最后一次。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對農民的壓迫與教會領袖之間存在著聯系。我告訴農民，我寧愿和他們待在一起。這件事打破了教會對本地村民的管治權力。當情況惡化的時候，我們不能保持沉默。因為當時沒有人敢于反抗。悲慘的事情發生了，可怕的事情。我們有一盤前段時間的錄音帶，里面有一些妻子的陳述。她們哭著說，地主是如何把她們的丈夫從農業部那里得到的土地上趕出去。她們親眼目睹丈夫活活被燒死。”
“為了抗議主教的行為，有一個當地機構得到地方和聯邦當局的支持。人們還來燒毀教堂和主教的房子。作為教會，我們理解‘受夠了’的吶喊，理解薩帕塔人面對壓迫所并發的暴力。雖然暴力不是解決辦法，但這是非常特殊的情況。暴力源自于絕望。”
魯伊斯主教被稱為“Tatic”，在瑪雅語中意為“父親”，深受原住民敬重。1992年，當他遭到教會的保守勢力攻擊的時候，15000多名原住民從山上跑下來，舉行一場從帕倫克（Palenque）到墨西哥城的游行（約1000公里），這次抗議活動被稱為螞蟻游行（Xi Nich），乃恰帕斯州歷史上最大的抗議活動，甚至比1992年反對西班牙侵略500周年的抗議活動還要聲勢浩大。
恰帕斯原住民社區
拉美解放神學浪潮
像魯伊斯主教這樣批判主流教會的基督教神職人員，早在征服戰爭和殖民化進程中出現，譴責西班牙王室對原住民實施的暴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神父（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是典型的例子。幾個世紀后，在獨立戰爭期間，兩位神父發揮了重要作用：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何塞·瑪麗亞·莫雷洛斯·帕翁（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然而，直到20世紀下半葉，人們才深入分析了教會及其陪伴社會運動的作用。
二次大戰后，為了加強天主教會，教皇約翰二十三世（Pope John XXIII）召開了第二次梵蒂岡會議，在1962年至1965年期間舉行。在那次會議上，天主教內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別是“反現代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分歧。作為這次會議的一部分，教皇保羅六世（Pope Paul VI）——他在約翰·保羅二十三世去世后接替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團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與現實更加一致。
為了響應這一號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倫比亞麥德林舉行了第二屆拉丁美洲主教大會。這次會議的組成、討論的問題和得出的結論，對天主教會產生了全球性的影響。麥德林會議期間表達的許多觀點，主張教會應譴責第三世界政府對窮人的系統壓迫和剝削。與會者同意不僅要譴責剝削和壓迫，而且要行動，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幫助，以有組織的方式，使貧困的人們能夠成功地改變其貧困狀態。
恰帕斯原住民社區宗教活動。
麥德林會議的結果鼓勵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會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這個大陸的特點，即由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物質生產結構產生的明顯的剝削關系。
阿根廷/墨西哥哲學家Enrique Dussel指出有三代解放神學家：第一代是在殖民時代對西班牙王室進行批評并站在印第安人一邊的神學家，如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Fray Antonio de Montesinos），多明戈·德·維科（Fray Domingo de Vico）和巴托羅梅·德拉斯·卡薩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何塞·瑪麗亞·莫雷洛斯·帕文（José María Morelos y Pavón）、米格爾·伊達爾戈·科斯蒂利亞（Miguel Hidalgo y Costilla）和塞爾凡多·特雷莎·米耶（Fray Servando Teresa de Mier）；他們領導了使墨西哥成為自由和獨立國家的斗爭。第三代出現在20世紀下半葉，并在麥德林會議后變得清晰，如古斯塔沃·古鐵雷斯（Gustavo Gutiérrez）（秘魯）、萊昂納多·博夫（Leonardo Boff）（巴西）、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哥倫比亞）、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尼加拉瓜）、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海地）、費爾南多·盧戈（Fernando Lugo）（巴拉圭）、奧斯卡·阿努爾福·羅梅羅（Oscar Arnulfo Romero）（薩爾瓦多）、塞爾吉奧·門德斯·阿爾塞奧（Sergio Méndez Arc）和塞繆爾·魯伊斯·加西亞（Samuel Ruíz García）（墨西哥）。
解放神學的出發點是對現實和帶來這種現實的歷史進程的具體分析，但總是在神學層面上。德國神學家Franz Hinkerlammert指出，解放神學認為貧困是“主體之間相互承認的否定”，一個有窮人的社會是一個沒有上帝的社會。“這種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窮人身上。窮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有效的存在—是由不存在來提供的。”出于這個原因，解放神學家選擇幫助窮人，讓他們脫離貧困狀態，讓所有主體得到承認，并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國。
梵蒂岡和一些地方的正統勢力對此作出反應：一場針對解放神學家的立場和工作的抹黑運動開始了，他們被指控受到共產主義的影響，與游擊隊有關系，等等。根據這種解讀，梵蒂岡認為解放神學家是仇恨和暴力的推動者，所以不配做天主教會的代表。
這樣一來，拉丁美洲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和天主教之間的共生關系。解放神學家們對成為教會層級結構的一部分不感興趣，工作更注重社會組織，與窮人和無產階級一起。隨著辯論超越了話語和知識層面，在實踐中，由基層教會團體（Base Ecclesiastical Communities ，CEB）組成的運動日益壯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發展成為政黨。墨西哥的基層教會團體起源于最貧窮的農村和城市地區，在遭受剝削、饑餓、壓迫和痛苦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中。主要行動者是原住民和農民、工人、失業者，他們在牧師、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優先選擇窮人，是墨西哥教會的希望種子。基層教會團體和圣克里斯托瓦爾-德拉斯卡薩斯教區——以魯伊斯主教為首——在原住民社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他們積極參加了1974年第一屆原住民大會。教區的工作加強了原住民的內部組織，促使他們與該州、墨西哥和世界的類似組織建立聯系網絡。
在這過程中，恰帕斯教區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觀所顛覆或影響，以至于一種“原住民教會”開始形成，由2608個社區組成，有400名預執事和8000名慕道者，與教區的結構協調，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魯伊斯主教在原住民社區領導的工作，成為后來新薩帕塔主義者的政治工作的理想前奏。許多曾經是“原住民教會”的預執事和慕道者的原住民，后來選擇加入了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行列。
1994年1月1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起義背后，有復雜的政治和文化愿景的網絡，交織在一起，突出了社會很大一部分人被壓迫和剝削的現實。這不僅是一場爭取原住民權益的斗爭；《拉坎頓叢林第一宣言》提到他們的斗爭要廣泛得多，是“為了墨西哥人民”。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會現實與各方參與的歷史，便會看到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本身是綜合體，一個社會進程將墨西哥和全球的廣泛的社會訴求、斗爭傳統和批判思想結合了起來。
恰帕斯原住民婦女集會。
恰帕斯州游擊隊
在這個錯綜復雜進程中，有意思的是，和平主義的教會竟與所謂“暴力手段”的游擊隊相輔相成。
1969年8月6日，在新萊昂州蒙特雷（Monterrey），“民族解放力量”（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orces，FLN）成立。領導該組織的是塞薩爾·赫爾曼（Cesar Germán）和費爾南多·穆尼奧斯·亞涅斯（Fernando Mu?oz Yá?ez）兄弟，阿爾弗雷多-扎拉特（Alfredo Zárate）和勞爾·佩雷斯·巴斯克斯（Raúl Pérez Vázquez）。該組織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與國家力量正面對抗。1972年，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Cesar Germán Yá?ez）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為“鉆石”（El Diamante）的營地，“薩帕塔游擊隊核心”（Emiliano Zapata Guerrilla Nucleus， NGEZ）就是從這里開始運作的。“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Tabasco）、普埃布拉（Puebla）、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韋拉克魯斯（Veracruz）和新萊昂（Nuevo León）都有網絡。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爾-內潘特拉（San Miguel Nepantla）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The Big House”），“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軍隊的襲擊。5名游擊隊員被殺，16人被捕。同時，恰帕斯州的奧科辛戈（Ocosingo），“鉆石”營地遭到襲擊，幾名游擊隊核心成員被殺；有一些人逃脫，包括塞薩爾·赫爾曼·亞涅斯。
從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頻繁地進入拉坎頓叢林。許多學生從馬克思主義大行其道的大學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學（Autonomous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和查平戈自治大學（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Chapingo），“民族解放力量”的許多活動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豐富組織經驗的政治化原住民團體的幫助下，同時得到來自大學的新激進分子的支持，馬科斯副司令等領導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EZLN）的第一個營地成立了，名為“虱子”（The Tick）。馬科斯副司令解釋說，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是：一個政治軍事團體，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經驗的原住民，以及來自叢林的原住民運動。馬科斯提到的第三個部分在1983年后成為該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開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階段；但這次主要是在該地區沒有政治武裝經驗的年輕原住民中尋找戰士。
第一批進入拉坎頓叢林的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成員很快就發現他們生活在與其思想理念截然不同的、異常陌生的現實。在最初幾年，他們不僅沒有與原住民建立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有時他們迫害我們，因為他們說我們是偷牛的，或者是女巫或土匪。許多現在是同志甚至是委員會指揮官的人，在那個時候追捕我們，因為他們認為我們是壞人。”
與原住民社區的接觸導致了原有群體徹底的自我改變。馬科斯講述了脫胎換骨的過程：“我們真的遭受了再教育的過程，重新改變了風格。仿佛他們解除了我們的武裝。仿佛他們解除了我們所有的東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社會主義、城市文化、詩歌、文學——所有構成我們一部分的東西，甚至解除了自己不知道擁有的東西。他們解除了我們的武裝，然后再次武裝我們，但以不同的方式。而這是生存的唯一途徑。”
游擊隊核心在恰帕斯發展工作，卻是在吸收采納原住民不同的宇宙觀與抵抗傳統，才成熟起來，成為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
恰帕斯原住民教會學校
印第安人的沉默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1976年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沉默的政治：印第安人的長征》（The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1973年，拉丁美洲原住民大會在巴拉圭和委內瑞拉召開，幾千人出席，盡管經歷了幾百年的殖民甚至種族滅絕，仍然相濡以沫、互相砥礪。圍著火堆取暖，喝著咖啡以“欺騙饑餓感”，唱歌跳舞，“覺醒的時刻，是我們要書寫自己的歷史的時刻”。德·塞都從這次大會出發，回顧歷史，指出資本主義把民眾剝離于土地和生產資料，被趕進礦坑和莊園的“第一批無產者”，就是美洲的原住民；殖民者爾后把這個模式用在歐洲本國，打造了歐洲的無產階級。相比起駭人的殺戮、迫害、強奸的政治事件，延綿不絕地傷害原住民的，是經濟異化、文化支配、社會羞辱，這是每天每時每刻的日常的族群滅絕暴力。
可是，原住民有著“悠長的記憶”，未必書寫流傳，卻烙印在他們身體上，一如被傷害凌辱的大地母親的身體，在困苦和反抗中，構建政治重生的意志。沉默，卻沒有湮滅。
原住民族群維持社區自治最根本的，是與土地的關系。沒有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常見的由法律確立的個人私有制，而是社區土地和其他“資源”并不世襲，即使分配給人使用，也連帶著義務與責任。微型的社會政治體，聯合編織成網絡；它們的存在，基于傳統生活里的默契互動，因此，社會模式的組成，沒有領導者分立的代表形式，也就是說，大部分原住民社群是蜂巢模式，不是層級化和權力集中的，因此無所謂反對權力中央化的架構。可以說，這種民主的、自治的生產和生活模式，同時帶有農業社群與印第安社群的特色。
原住民的社會模式，經常被自居“現代文明”高地者嗤之以鼻地貶為“前現代”、“落后愚昧”。可是，當歐美所謂“發達國家”紛紛出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危機，當資本主義顯現它的無解的兩極分化、金融壟斷與氣候崩塌之時，要讓人類和萬物有一線生機，必須尋找新的可能性。那么，原住民飽受蹂躪但不完全臣服于由種族滅絕和種族主義衍生的資本主義的淫威的經驗，超越內生于資本主義的貪婪和人類中心的宇宙觀，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與現實的參照。正如副司令馬科斯所引用的——“投降”（surrender）這個詞不存在于托霍拉巴爾或喬爾這些原住民的方言中。他們在沉默中堅持不屈。
與此同時，原住民的組織和斗爭經驗，不應被浪漫化。一方面是賴以生存的土地被剝奪，另一方面是現代教育與傳媒文化的同化，導致不少原住民社區分崩離析。恰帕斯原住民經歷了500年來的殖民戕害、百年民族國家特別是二次大戰后的“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的流離失所，在這個脈絡下，作為最被踐踏、最被邊緣化的社群，為了求存，為了傳承，踟躕行走。他們的無聲苦難和不屈，成就了1960年代解放神學的踐行者，糅合了神學與馬克思主義，也顛覆了游擊隊的革命觀，糅合了馬克思主義與原住民宇宙觀。。一直以來，土地斗爭是原住民最核心的斗爭訴求，反對開發礦藏、反對“經濟發展”的保衛家園、保衛土地的斗爭，延綿至今。對于原住民來說，有了土地，就有他們的自力和群居精神寄托的實體。1960年代開始，通過解放神學踐行者的行動，他們的訴求被世界看見。1960年代開始的連結，盡管帶著不同社區的不同機遇，有些傳統勢力依賴執政黨撐腰（例如Chamula社區），有些聯合解放神學、新教流派甚至游擊隊來壯大力量；但是，總的來說，他們走出了歷史的晦暗處——1974年的恰帕斯原住民大會成為一個里程碑，1994年的薩帕塔解放軍起義，更讓他們的革命精神和主張為全球社會運動點燃了希望。原住民的宇宙觀和歷史經驗可資借鑒，以改出資本主義深重危機、建設社會正義和生態正義的理想社會。可是，受到現代性百年潛移默化的人，盡管看到資本主義的無解矛盾和危機，正在帶著全人類走向懸崖、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卻能否改變對“前現代”的原住民的偏見，驀然回首注目燈火闌珊處？
參考資料：
Bishop Samuel Ruiz Garcia， 1997 Laureate，
https://www.martinennalsaward.org/hrd/bishop-samuel-ruiz-ga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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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伍勤
記呂正操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呂正操，1904年1月4日生于遼寧省海城縣，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17歲就參加了張學良的東北軍衛隊旅，后被張選送東北講武堂深造，畢業后任東北軍第五十三軍連長、營長和張學良的副官。1926年隨張學良的第三、第四方面軍到北平后，受到共產黨員的影響，開始接觸馬列主義。1937年5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黨軍從華北前線南撤，呂正操則脫離東北軍，公開打出了“人民自衛軍”的旗幟率部堅持抗戰。在他的領導下，冀中抗日軍民面對極端險惡的環境，機智勇敢地堅持敵后武裝斗爭，積極開展“地道戰”、“地雷戰”和“平原游擊戰”，為我黨在平原地區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呂正操身經百戰，出生入死，智勇雙全，是我黨領導下的一代抗日名將。曾擔任過晉綏軍區司令員、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員、東北鐵路總局局長兼政委。他是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原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原鐵道兵政治委員。新中國成立后授予上將軍銜。2009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歲。“我一輩子，就是打日本，管鐵路，打網球三件事。”這是呂正操將軍對自己的總結。
第一件大事：打日本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為了適應即將出現的全面抗戰形勢，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決定，以中共平漢線省委為基礎，成立中共冀豫晉省委，領導平漢線北部鐵路兩側黨的組織，積蓄斗爭力量，同時領導全體黨員在廣大農民、青年知識分子和青少年學生中進行國難教育，啟發群眾愛國抗日的思想覺悟，以實際行動支援抗日戰爭。
然而，平津失守后，在日軍大舉進攻面前，原駐河北省的國民黨軍隊連同縣黨部、縣長等地方官員，紛紛奉命南撤，席卷而逃。在這危難時刻，冀中人民寄希望于共產黨領導敵后人民堅持抗日戰爭。這時，原國民黨東北軍五十三軍六九一團團長、地下共產黨員呂正操，受中共北方局指示，審時度勢，拒絕國民黨政府南撤的命令，率全團官兵留在敵后，堅持抗日游擊戰爭。
1937年10月9日，在五十三軍南撤途中，呂正操在河北束鹿(辛集)東南耿莊接到師部命令，要他率團開往藁城四德村、梅花鎮一帶，掩護五十三軍的左側，與六十七軍取得聯絡。
第二天下午，該團先頭部隊，在半壁店與正在南下的日軍騎兵相遇，敵騎約五六十名。
呂正操命令所部迅速向敵展開進攻，經一小時激戰，斃日軍10余名，戰馬10余匹。敵騎難于支持，便向滄石路狼狽逃竄。這一仗我軍無一傷亡，從而提高了全團官兵對敵作戰的信心。
在半壁店襲擊敵騎的當晚，六九一團分別進入梅花鎮的四德村。梅花鎮是一個土圍子，方圓有4里，土圍子高丈余，很堅固。一營進鎮后，即組織嚴密防守。這天夜里10點多鐘，約有一營兵力的日軍，由藁城向南推進，其先頭部隊與我梅花鎮守軍步哨發生戰斗。其后續部隊漸次到達，拂曉前即向鎮西北角猛烈攻擊。我戰士奮勇殺敵，經過一場激戰，殲敵二三百名。次日，敵人援軍陸續增加，將一營團團包圍，但敵人始終沒有突破我一營陣地。梅花鎮群眾對抗日部隊熱情支援，爭先慰勞。全團官兵誓與陣地共存亡。這時五十三軍已經跑得很遠，前頭部隊已經過黃河了，師長和旅長分別打來電報，叫呂正操丟下一營不管，帶領三營迅速南撤。
呂正操拒絕了這一命令，反而帶領第三營前去支援被圍困的第一營。在團屬重迫擊炮的掩護下，沖破圍攻東門的敵軍陣地，接應一營突圍。經過一場激烈的廝殺，這次戰斗敵人傷亡七八百名，呂正操的部隊陣亡一名連長，20余名戰士。這是“七七事變”以來，不光是六九一團最大的勝利，而且也是五十三軍最大的勝利。
這時一位地下黨員說：“一營突圍出來了，軍長萬福麟跑遠了，把我們丟給了敵人!”
呂正操說：“這正是機會，就此脫離他們，北上找黨，打游擊去!”
當晚8點鐘，呂正操將營連干部召集在一起，商議今后的行動。他說：“我團的處境大家都清楚。今天師長、旅長都來了電報，讓我們丟下一營去趕他們。請各位想一想，一營是我們患難與共的弟兄，難道我們能丟下他們不管嗎？”
說到這里，呂正操把電報放在桌子上給大家看。大家看了都非常氣憤，特別是一營的軍官們更是火冒三丈，一個個連聲叫罵，大家異口同聲地說：“他們太狠毒了，再不能跟著他們跑下去了!”
一些參加“東抗”的連長更是爭先恐后地站起來，激昂地說：“跟著國民黨南逃是一條死路，我們應該趁機北上抗日!”
“我們服從團長指揮，請下命令吧!”軍官們說：“團長說怎么辦，就怎么辦!”
這時日軍正順著平漢線沿路燒殺搶掠，瘋狂地向南推進，情況十分緊急，不能在此地久留。于是，呂正操看著大家高漲的情緒，充滿激情地說：“現在主力跑遠了，如果我們再去追趕他們，一路上困難重重，而且有被敵人包圍和消滅的危險。依我之見，擺脫當前之敵，到晉縣東北地區去，至于以后如何行動，我們到那里再進一步商議。”
經過分析形勢，大家都同意立即回師北上。
為了防備敵人突襲，就在召開干部會的當夜，呂正操率領全團官兵，越過日軍控制的滄石路來到晉縣東北部的小樵鎮。部隊在這里休息了三天，對外嚴密封鎖消息，只準進人，不準出人。呂正操連夜在這里召開黨的會議，討論部隊整編和北上行動計劃。并在一所小學校的大教室里，召開了有士兵代表參加的官兵代表會議。呂正操懷著激動的心情對大家說：“弟兄們!今天我們召開的不是普通的會議，而是商討決定我們大家前途命運的會議。近來時局變化很快，還不到半個月，日本侵略軍就占了華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軍還是一味撤退。如果我們繼續跟著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還有斷送部隊的危險。我們每一個愛國軍人，都負有保衛國土、收復失地的責任。”接著，他講了“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軍的悲慘遭遇，和他在西安看到紅軍的情形。此時，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
呂正操最后說：“五十三軍既然把我們甩下，不要我們了，形勢已經不允許我們有任何別的選擇，面前只有一條路：回師北上，像紅軍那樣，到敵后打游擊去。不知大家的意見怎么樣？”
呂正操的話，像干柴烈火。他剛剛講完，“東抗”隊員們就站起來說：“國民黨不抗日，跟著他們干什么？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兩遍工事，結果一槍未放就撤下來了。”
“對!逃跑、投降都是死路一條，只有堅持抗戰才能恢復失地，才能打回東北老家去!”代表們紛紛發言，決心留在冀中堅持敵后抗戰。
眼看大局已定，呂正操便趁熱打鐵，站起來宣布：“根據大家的意見，全團立即揮師北上!從今天起，我們脫離東北軍，脫離國民黨，成為抗日的革命隊伍了!”話音剛落，會場上掌聲齊鳴，群情沸騰。
接著，10月14日，呂正操召集全團官兵舉行抗日誓師大會，斷絕了同五十三軍的一切電訊聯系，站到共產黨的旗幟下面，宣布六九一團改稱“人民抗日自衛軍”，呂正操任司令員。部隊換上了人民自衛軍的臂章，繼續向冀中腹地高陽一帶進發。他們沿途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解決了流竄到這里的一些擾民的雜色土匪武裝，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在中共地方黨組織的有力支持下，部隊很快由1000多人發展到4000多人，對冀中地區抗日武裝力量的發展壯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1月初，聶榮臻與呂正操取得聯系后，呂要求上級幫助對部隊進行整訓。聶榮臻在征得八路軍總部和毛澤東同意后，讓呂率人民自衛軍開赴平漢路西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整訓，建立了具有紅軍優良傳統的政治工作制度，部隊政治素質有了較大提高，明確了創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的指導思想和堅定信心。
返回冀中以后，人民自衛軍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并攻入平津門前，日軍感到對其造成嚴重的威脅，隨即組織力量尋機向我報復。當我軍一部駐蠡縣南于八村時，高陽日軍板桓師團第二十四聯隊的一個中隊將我包圍，我外線部隊又將敵包圍，形成內外夾攻，激戰終日，將日軍一個中隊，從中隊長旱川丹治大尉以下，幾乎全部殲滅，并生俘日軍7名。之后，又在高(陽)保(定)公路設伏，斃傷敵偽400多人。
南于八村戰斗之后，1938年2、3月間，敵人又集中日軍1000人，偽軍2000多人，配備飛機4架，坦克7輛，侵占河間后繼續向交河、獻縣地區進犯。為挫敵軍鋒芒，我軍設伏于滏陽河之藏家橋和古洋河之八里鋪兩個橋口的大堤上，依據險要地勢，以靈活的游擊戰術，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兩橋的阻擊戰打得十分激烈，不僅消耗了敵人大量彈藥，而且殺傷日軍300多人。之后，我又趁機攻克河間，殲敵200多名。此役，大大鼓舞了冀中人民保家衛國的情緒，提高了我軍的戰斗力。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令人民自衛軍與河北游擊軍合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同時成立冀中軍區，呂正操任司令員。
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軍集中優勢兵力，用“鯨吞”式的圍攻對冀中根據地連續進行了五次較大規模的“掃蕩”，企圖一舉消滅我冀中主力，但都被我冀中軍民粉碎了。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冀中軍民共和敵人進行了383次大小戰斗，殲滅日偽軍9414人，俘獲日偽軍1718人，繳獲長短槍1481支，輕重機槍19挺，及其他大批軍用物資。
此時，冀中抗日武裝已發展到63000多人，擁有步槍5萬多支，各種機槍515挺，迫擊炮和各種野炮共26門。另外各縣還組織了約有5萬人的縣區游擊隊和民兵，形成了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裝力量。與此同時，根據地的規模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先后在近60個縣、1000萬人口的地區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政權和游擊政權。
冀中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引起了日軍的極度恐慌和憂慮，他們一次次對我軍進行合圍“掃蕩”。面對敵人瘋狂的“清剿掃蕩”，冀中軍區號召全區軍民廣泛開展地雷戰和地道戰，不斷消耗和殺傷敵人的有生力量。在爆炸物的使用上，蠡縣、無極、定縣、新樂等縣開展較早，收效也最顯著。一年內，敵人被炸死炸傷400多人。這種被日軍稱之為“土八路的地雷爆炸”，使敵人遭到越來越多的傷亡，并產生了極大的恐懼，也被敵人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猶如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1940年后，冀中軍民粉碎了日軍的多次殘酷“掃蕩”，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根據地。
呂正操曾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作為一名曾經長期生活、戰斗在冀中地區的老戰士，我對那里的人民、對那里的河流、村莊、田野，甚至一草一木都是深深懷念的。”“冀中人民用鮮血和生命保護了我們，培育和壯大了人民子弟兵。如果沒有冀中人民的英勇戰斗和流血犧牲，我們這些人能不能剩下來就很難說了。每當我回憶起這些，總有一股暖流涌上心頭。”
人生的第二大事：修鐵路
1984年12月，三件各國贈送聯合國的禮品被評為“象征人類本世紀征服大自然和進入宇宙空間”的聯合國特別獎，它們是：蘇聯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模型，美國的阿波羅宇宙飛船采集回的月球巖石，中國的成昆鐵路的象牙雕刻藝術品。中國人修建的成昆鐵路，成為20世紀人類征服大自然的象征。應該說是歷史和機遇成就了呂正操與鐵路的一段情。
呂正操的老家是遼寧省海城縣，那時正值日俄戰爭時期，家里的菜地就在南滿鐵路邊上。雖然從小就恨日本侵略，但是日本人管理鐵路的正點給呂正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就萌發了長大后管理鐵路的心愿。
呂正操與鐵路真正結緣，源于解放戰爭時期。那時他任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主管后勤運輸，負責鐵路修復和戰爭運輸工作。在他的指揮下，經過大力搶修，到1946年6月，東北解放區鐵路的通車里程達到4690公里左右。7月東北鐵路總局(后改稱東北人民鐵道部)成立，呂正操被任命為總局長兼政委。
當時東北鐵路員工的口號是“解放軍打到哪里，鐵路就修到哪里，火車就開到哪里!”
隨著人民解放軍勝利前進，員工們又提出響亮的口號“解放全中國，把火車開到北平去!開到南京去!開到廣州去!”
面對鐵路員工們的高昂斗志，呂正操認為，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鐵路的建設和管理必須正規化、科學化。在主管東北我軍后勤運輸工作期間，就開始著手鐵路建設和鐵路運輸管理工作的研究。1947年3月，呂正操親自起草的《關于東北解放區鐵路工作向中央的報告》，引起了黨中央及毛澤東的關注。他撰寫的《論乘務負責制》的文章，刊發在了《東北日報》上。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毛澤東與呂正操親切交談，稱贊道：“你寫的文章《論乘務負責制》不錯呀!我們就是要學會搞建設。”
呂正操回答說：我講的有不少是外行話。
毛主席笑著說，外行可以變內行嘛!
新中國成立后，呂正操被任命為鐵道部副部長。
1950年10月，開始了抗美援朝戰爭。11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任命呂正操兼任軍委運輸司令。中朝軍民英勇頑強，形成了一條打不斷、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
1958年1月，朱德總司令兩次找呂正操，要他寫一份關于修建成昆線的報告。8月21日，在中央全會上，由于大家對西南三線鐵路建設的認識不統一，毛澤東努力說服大家：“如果大家(想)不通，下次會議到成都去開，然后騎毛驢到西昌去。”
有了毛澤東的支持，呂正操準備大干一場。
1958年11月，呂正操在首次主持召開的全國鐵路領導干部會議上，明確提出了“以運煤為綱，大力支援農業，保證重點，全面安排”的運輸工作方針和“土洋結合，大中小結合，固本簡末，強干弱支”的基建方針。他立足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努力改善全國鐵路布局，提出了“勘測設計先行”的建設理念，組織指揮了許多重要路段的鐵路選線、勘測設計、橋梁建筑、隧道建設等工作。他多次向中央提出沒有邊疆鐵路的修建，開發邊疆、建設邊疆和繁榮邊疆就是一句空話。
1964年11月，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呂正操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上任不久，即受命負責西南三線(成昆、川黔、貴昆三線)鐵路的修建。
在呂正操負責的項目中，成昆線等西南三線鐵道工程是一件極為艱巨的工程。成昆線比較復雜，有“世界地質博物館”之稱，毛澤東甚至說了成昆線修不好他睡不著覺的話。成昆鐵路從1958年7月開始動工修建，在1964年大會戰前曾經三次上馬三次下馬。1964年，毛澤東提出“成昆路要快修”，“川黔、貴昆也要快修”的要求。在同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上，中央決定呂正操到西南負責成昆、川黔、貴昆三條鐵路的新建工程。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兼任總指揮，呂正操任副總指揮、工地指揮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在西南修鐵路，困難重重，有自然條件的問題，也有修路隊伍本身的問題。自然條件方面主要是地形險惡、地質復雜、氣候多變。比如成昆線，除去兩頭和中間一點平地，基本上是由橋梁和隧道相連。20世紀初，英國人想修一條從上海經過重慶、云南到緬甸的鐵路，看了看，放棄了計劃，說根本修不了。蘇聯專家看了后，認為這里是“一個禁區”。呂正操常講：成昆鐵路在中國鐵路建筑史上無先例，成昆鐵路能修，西南鐵路就能修；西南鐵路能修，全國鐵路都能修。
修路隊伍本身的問題主要是隊伍來自全國各地，思想、作風、技術等都不一樣，而且大家對修路的思想準備不夠，情緒不穩定。針對這種情況，指揮部決定：一抓思想，二抓設計，再抓部署。在大家的全力奮戰下，川黔線于1965年7月8日提前接軌，僅僅用了9個月的時間。貴昆線也在這一年的10月1日順利通車。
成昆線是困難最大的一條，在1964年西南鐵路大會戰前，成昆鐵路時修時停，僅僅修了60多公里。呂正操總結了之前考察的經驗，首先指揮隧道工程快速突破，同時加緊機械化的推進，并進行內燃機車的試制，大大推進了成昆線的建設。
1964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加快三線建設與西南鐵路建設的戰略決策。呂正操多次深入西南各省及成昆鐵路工地實地考察。1964年8月11日，呂正操致信周恩來總理，提出成昆鐵路是建設以攀枝花為中心的西南戰略后方的主要干線，必須加快修建。他認為，西南地區與全國各地連接的鐵路線，只有寶成、黔桂兩線，通過能力很低。因此，在修建成昆鐵路的后期，必須修建湘黔線，以加強西南與外區的聯系。
在軍地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南鐵路建設大會戰取得了巨大成就。1965年10月，川黔鐵路交付運營。緊接，貴昆鐵路、成昆鐵路相繼通車。西南三線鐵路的建成，對促進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高國防交通保障能力，具有深遠的意義。1983年9月，呂正操重回大西南，目睹了鐵路帶來的巨大變化，激情滿懷地賦詩《川滇之行》：“蜀水滇江共鏗鏘，輕云嫩雨浥群芳。最喜夕陽無限好，人生難得老來忙。”
呂正操在鐵道部主要領導崗位長達17年之久，離休以后，他仍然十分關心鐵路的建設和發展。1979年7月，聽說青藏鐵路關角隧道滲水嚴重，75歲高齡的呂正操，親自帶領專家前往關角隧道現場調研，并與專家們一起制訂治水方案。
呂正操在親赴華南等地多次實地考察的基礎上，于1990年3月17日，向江澤民總書記提交了關于交通運輸業的書面意見。他認為，我國僅53000公里鐵路，特別是資源豐富的西南、西北地區，鐵路更少。今后每年應新建鐵路2000公里左右，到2000年鐵路營業里程至少超過70000公里。要盡快修通北京——九江——惠州、南寧——昆明等縱貫南北、橫穿東西的新干線，形成四通八達、縱橫交錯的現代化鐵路網，以適應煤炭和原材料工業的大發展，滿足日益增長的客貨運輸需要。他還建議，建設鐵路的資金來源要充分調動中央、地方、企業等多方面的積極性，廣泛集資。中央要給政策，允許鐵路適當調整運價，可以發股票、發公債等。呂正操的意見，引起了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
呂正操心系鐵路，每一條鐵路建成以后，他都要第一個乘火車看看。1995年6月1日至13日，呂正操乘工程指揮車考察了正在修建的京九鐵路，從北京直至贛州。他高興地為京九鐵路題詞：“高速、高質、高效建成大京九，造就一大批過硬、現代化的工程大軍。要繼續提高科技水平，大力發展鐵路。”
2006年7月1日，全長1142公里的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建成通車，成為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最長的高原鐵路。青藏鐵路的安全平穩運營，有力促進了青藏兩省區經濟社會發展。呂正操感到無比欣慰。
呂正操退下來后，每當黨和國家領導人去看望他時，他談論最多的話題，仍然是鐵路。在人生的最后幾年，呂正操住進了301醫院，他依然對鐵路發展魂牽夢縈，對鐵路成功實施6次大面積提速，十分贊賞。他說，中國鐵路如果還是“老牛拉破車”的速度，是不能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也不適應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部署。提速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呂正操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或離休以后，每年都要離京外出幾次，調查研究，查看鐵路線路。根據實際情況和經濟發展要求，他多次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書面報告，坦率地陳述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十分關心中國高鐵的發展。他認為，高速鐵路的大發展，是一個大國崛起的必勝之道，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響亮宣言”。他在病重期間，還十分樂觀地對前來探望的鐵道部長說：“我這一輩子，中國什么樣的火車都坐過，就是沒有坐過中國自己的高速列車，出院之后，我要好好過一把坐高速列車的癮。”可惜，呂正操沒有等到這一天。
人生的第三件大事：打網球
呂正操將軍喜歡打網球，在網球界是出了名的。
1990年9月23日，他被國際網球聯合會主席夏特圣埃授予國際網聯最高榮譽獎章。在他的房間客廳內掛著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簽名的贈畫和1990年國際網聯主席簽署授予的“最高榮譽獎章”，便知道老將軍在中國網壇上的地位了。書房內掛著的那張打網球的照片，是上個世紀80年代老將軍參加全國老年比賽奪冠時的精彩瞬間。
2010年1月16日，中央電視臺體壇風云人物評選揭曉，呂正操被授予評委會特別大獎。九泉之下的呂正操聽到這一消息，一定會感到欣慰。
有人曾用三件事描述他人生走過的105年：打日本、管鐵路、打網球。有人也曾和呂正操開玩笑地問：“打網球不是‘正事兒’，怎么能和打日本、管鐵路相提并論呢？”
呂正操很認真地解釋：“(打網球)是‘正事兒’!”說完，還在寫字板上寫下“體育”二字。
呂正操打網球的歷史要上溯到20世紀20年代。那時，他在東北軍當兵，張學良作為青年會的董事，在景佑宮院中空地開辟了網球場。呂正操經常參加青年會的活動，堅持學英語，也常常打網球。戰爭年代，呂正操的“行軍裝備”中就有網球和球拍，休息時在打麥場上拉開網子就打。一有空閑，呂正操就和黃敬、孫志遠、林楓等冀中、晉綏的領導同志打上一場簡易的網球賽。這是呂正操他們打仗間歇時最好的娛樂。
解放初期入城后，呂正操第一個到位于北京臺基廠的國際俱樂部打網球，最先邀請民主人士余心清一起打球。呂正操的老球友、時任天津市長的黃敬只要到北京，就要同他打網球。漸漸地到國際俱樂部打網球的人多了起來，萬里、蔡樹藩、曹里懷都是國際俱樂部打網球的常客。后來陳毅、賀龍兩位元帥調進北京，也成了國際俱樂部網球場的座上客。網球場不夠了，呂正操提出建議，在天壇附近修建兩座網球場，得到了賀老總的支持。
根據國家體委的分工，呂正操還擔任了全國網球協會主席的職務。呂正操長期擔任中國網球協會主席，為推動中國網球事業的發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風趣地講，“文革”中說撤除他的一切職務，結果還是忘記把他的中國網球協會主席的職務撤掉。
剛剛恢復自由還沒有分配工作的一段時期，呂正操每天和劉建章(時任鐵道部副部長)一道挎著網球包擠公共汽車，到北京體育館網球館打網球。
“文革”中呂正操被打成“東北叛黨集團”的頭子，遭到關押。當時，毛澤東告訴周恩來總理“要保呂正操”，直到1974年毛澤東指示限期“八一”見報，呂正操才得以恢復自由。82歲高齡時，呂正操還參加了在杭州舉行的全國比賽。當外國記者問他保健的體會時，他的回答是：用游泳、打網球來活動身子，用打橋牌來活動腦子，是緊張工作之余理想的鍛煉方式。88歲高齡時，呂正操每周仍打四五場網球，每場一兩個小時，運動量頗為驚人。
呂正操到外地出差時，只要有條件，總要抽空打網球。他非常關心當地的網球運動發展和普及，以及場館設施建設。2002年11月，他到上海觀看了首次在國內進行的網球大師杯賽。決賽時，考慮到他的年紀看完一場5盤3勝的比賽時間太長了，因此事先商量看完2盤比賽就退場。在2盤比賽結束后到場外休息時，陪同他的子女向他提出回家看電視去。呂正操轉過臉看著賽場入口，用不容爭辯的命令口吻講：進去!結果年近100歲的呂正操全神貫注地坐在賽場觀眾席，看完了歷時數小時打滿5盤的決賽。
我國網球事業，經過網球運動員、教練員和廣大網球工作者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的運動員開始在國際賽事上取得了一些好成績。先是李婷和孫甜甜獲得了2004年奧運會女子雙打冠軍，又有鄭潔和晏紫獲得了2006年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和溫布爾登網球公開賽兩次大滿貫賽事的女子雙打冠軍，呂正操非常高興，都隨即發去了賀電，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