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家1攻略文章列表:

• 1、從魏晉到晚明：尋找被壓抑的抒情之聲丨專訪孫康宜
• 2、半月談丨不設院系，這所新大學有何不同？
• 3、DNA結構揭秘：跨學科探索擦出的火花
• 4、兩位大師同一天遠去，共和國今年已痛失28位兩院院士
• 5、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五年后，南沙有望初具硅谷模樣

從魏晉到晚明：尋找被壓抑的抒情之聲丨專訪孫康宜

偉大的文學作品往往誕生于危機與轉折的時代，在時代的動蕩與波折中經歷了生命的脆弱與價值的荒謬，經常是詩人意識的覺醒。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環境與人生，不再執意于現世與道德、歷史的視域，而具有一種終極性的追問，走向個體人格的最終歸宿。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斷裂與開創，叛逆與超越并存的時代。也正是在這樣山河易色的背景下，知識階層逐漸由追求標準的人格理想，轉而尋求個人精神的獨立與自由。如果在“政統”與“道統”中無法找到安放個人理想的空間，何不在審美與自然的世界中恬然鼓腹，從欲而歡？如果仁義禮教中，找不到宇宙與形而上的終極關懷，也無法回應現實中的眼淚與傷逝，在失意與適意中淺吟低唱的詩人們，也許會欣然發現自己的生命感覺寄存于山水和情愛之中。

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與精神氣質，是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中的異類。在時代的劇變與知識階層的苦悶中，中國文學第一次找到了自己心靈的聲音，士大夫的個體意識從群體自覺中解放出來，渴望在內心的幽微之處找到任情與適性的自由。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中國文學開創了屬于自己的抒情傳統。這個邊緣與叛逆的時代所孕育的邊緣的詩人們——陶淵明開創的田園詩、謝靈運開創的山水詩、庾信詩賦中悠長延綿的家國意識與易代之悲——成為了后世的詩人們緬懷與回望的傳統。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9月16日專題《風景不殊——魏晉時代的文學與抒情》的B02-B03版。

「主題」B01丨風景不殊——魏晉時代的文學與抒情

「主題」B02-B03丨從魏晉到晚明：尋找被壓抑的抒情之聲

「主題」B04-B05丨制造陶淵明：韻律、玄思與美酒打造的文學風度

「經濟」B06-B07丨經濟學僅僅是富人的學問嗎?

「主題」B08丨謝靈運 一生放縱不羈愛山水

采寫丨袁春希

變革與離亂的朝代，也常常是文辭爛漫，郁結的情緒一涌而出，訴諸于詩文與想象的年代。

魏晉南北朝與晚明，正是兩個極其相似的時代。詩人把道德選擇、創傷記憶和家國之悲訴諸于筆下，在史籍中寥寥幾筆的劇變，卻是詩人一生的矛盾與傷痛。詩人既是記錄者，也是含蓄而隱忍的演員。他們把自我隱藏在歷史的幕布之下，通過意象與描寫，把自我的命運剖白于千年之后的讀者。因為在那時，優秀的詩人也常常是歷史的親身參與者。

庾信宮體詩中的“明鏡圓花發。空房故怨多。幾年留織女。還應聽渡河”，寫的何嘗不是自己流離于南北宮廷之間的一生？錢謙益晚年的“望斷關河非漢幟，吹殘日月是胡笳”是否也是對自己忠貞與變節之間灰色的人生的一聲無力的辯解？他們把自身的際遇融匯到風景、愛情與友情的描繪之中，詩歌承載了他們的歷史記憶，也有著以情悟史的深切。

困厄與艱辛雖然使得詩人壯志難酬，但是也會激勵他們，把創作當做時代的一聲回響與心靈的報償。中國歷史不乏這樣的時代與這樣的人物，而他們為所留下，不僅僅是一卷詩書與穿越歷史長廊的一聲嗟嘆，那些逃脫了禮教束縛的文字與狂風驟雨下的喘息與呢喃，既是他們對于歷史與生命的聲聲嗟嘆，也是時代狂潮下的辯解。

歷史學家希冀于其中發現他們隱微的寫作和隱喻，能否發掘出更多詮釋和解讀的空間。而文學家則敏銳地發掘出他們筆下的自我形象與情緒的流轉，以及暗藏于詩文之間的自我反省與情緒流轉。而這種山河易色之間的慘痛的生命經歷，也讓我們在書卷一端得以理解文學不可替代的意義——我們可以穿過時間、地域與語言的界限，移情于千年之前的古人。他們的遺民情懷與對于一個消逝的世界的懷戀與執著，在今天的讀者與研究者的世界中得以還原與重現。他們化身為意象與典故，展開了一個獨立于權力和現實的領地，供今天的人們抒懷與遨游。正如陳寅恪之于《柳如是別傳》，趙園之于《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趙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版。

曾任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系主任、著名榮休講座教授孫康宜的研究作品《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也正是對這魏晉與晚明兩個衰世的一種展開與想象。歷經了抗戰、遷臺、白色恐怖的孫康宜，把她的生命經驗對照、傾注于陶淵明、謝靈運、陳子龍等詩人的作品之中。詩文的世界，既是她逃脫與隱逸的田園，也驅使她進一步思考中國文學的意義與結構。為什么往往在離散與困厄的時代，是詩人們盡其性情，寫下驚天地泣鬼神之詩文的時代？而那些處于權力世界邊緣的詩人，為什么往往會受到后世詩人的愛戴，成就了后來文學主流中的傳統？

也許那些在現實世界中的失意與悲懷，會在文學的世界得到意外的補償。也許禮教和仕途所遮蔽，會激發出壓抑的性情和叛逆。那些幽微的詩學與意象，既是一聲控訴與追問，也是隱匿于佛老與山水之間的逃逸。

魏晉與晚明：

中國歷史中的“異類”

新京報：你研究的領域主要集中于魏晉南北朝與晚明兩個時段，這兩個時段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山河鼎革的歷史背景，思想上的不羈與解放，外來思潮對傳統文化的沖擊與改造等。對你而言，這兩個時段最大的吸引力在哪里？這與你早年的人生經歷是不是有一種對照與參考？

孫康宜：我覺得一定是有關系的。我博士主要是在高友工教授的指導下研究晚唐和北宋詞的，但我在普林斯頓讀博士時就對六朝文學感興趣。我是讀比較文學的，已故的耶魯大學猶太裔教授埃里希·奧爾巴赫的《摹仿論》對我影響很大，他認為西方文學有兩個傳統，一是希臘傳統，另一個是希伯來傳統。這兩種寫法是不同的，一種是比較平行（paratactic）的，另外一種是漸進（hypotactic）的，這其實與中國文學的文體分類很類似。當我完成對晚唐詞的研究去耶魯教書之后，我就想著手進行六朝詩歌的研究。

我早年的經歷確實對我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尤其是經過了抗戰、遷臺以及白色恐怖之后，很自然地我會移情于魏晉時代詩人們的生命經驗。后來我寫鮑照、謝朓尤其是庾信的時候，我就會想起人生中的傷心往事以及種種執念。我不是學究型的學者，我喜歡把我的生命經驗與學問結合起來。在耶魯時，余英時先生是我的同事，當時他的論文《名教思想與魏晉士風的演變》就闡述了魏晉時代對中國文化的突破性，他的研究對我有很多啟發。所以我從陶淵明開始入手，以比較的方式論述陶淵明和謝靈運兩個人。

我的研究與當時的文學批評是同步的，耶魯一直是美國文學批評的最前線，當時流行描寫（Description）與抒情（Lyric）兩種視角的分析。后來我想，這兩種視角也許可以對中國文化進行審視，因為陶淵明和謝靈運都屬于抒情和描寫并重的類型。對魏晉文學的研究，也與我受到杜甫的影響有關，杜甫對庾信的評價最高，他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是他暮年的感慨，在某種程度上，杜甫可以感受庾信的生命經驗。我后來對明清文學與陳子龍的興趣也是源自于此。

《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的英文名叫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我對危機型的時代有興趣，因為往往這種時代才能看出人的精神本質。陳子龍不愿降清最后投水自盡，在后世的研究者看來，他屬于民族英雄，他的人格與詩文影響深遠。他去世之后，為了逃避清廷的追捕，他的朋友紛紛噤聲。到了十八世紀，乾隆皇帝為了表彰忠義反而追謚陳子龍為“忠裕”。和陳子龍相比，另一位晚明的大詩人錢謙益則備受冷落與抨擊。清軍攻陷南京后，他本想自盡殉國，但是借口“水太涼”，做了清朝的官員。這使得他與柳如是的關系一度墜入冰點。但是根據歷史學者的研究，即便是降清之后，錢謙益依然在暗中資助與幫助南明抗清的義軍。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對我也有著非常深的影響。

電影《柳如是》（2012）劇照。

我每次的研究都與文學批評有關。因為我課堂上的對象都是美國學生（尤其是本科生），我必須用他們的語言讓他們了解，所以我借助了奧爾巴赫的理論。奧爾巴赫所謂的“圣經傳統”里，有一個重要的觀點是指喻，《舊約》中往往預告了《新約》中即將出現的內容。后來我發現陳子龍在詩詞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他往往用自己的早年愛情詩中的意象來指涉、隱喻作為晚年的愛國詩。比如他在晚年也喜歡運用相思、清淚、雨打風吹等意象。我后來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很多對照，這個發現就成為我研究中的重要觀點。

新京報：魏晉與晚明不僅在文學上有著翻天覆地的革新，同樣在哲學與思想上也是突破傳統的存在。比如魏晉時期玄學與佛教的興起，晚明時錢謙益、黃宗羲等人尊崇心學。魏晉與晚明文學的這種離經叛道和開拓性，是不是也與這種思想界的革新形成了一種共鳴？

孫康宜：這種影響是一定存在的。余英時先生把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興起、漢末以來自由個性的崛起、宋代新儒學的改造以及晚明士商階層的合流定義為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重大突破。漢末以來士人的個體自覺不僅在思想上轉向老、莊，而且擴張到精神領域的一切方面，文學、音樂、山水欣賞都成了內心自由的投射對象。甚至行書與草書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自我表現的一種方式。個體自覺解放了“士”的個性，使他們不肯壓抑自發的情感，拒絕遵守不合情理的世俗規范。而到了明末，因為陽明學和區域性商幫的興起，商人地位提升，“覺民行道”的觀念成為士大夫階層的追求。士商階層聯手，對皇權進行了有力抵抗。

五代十國 董源《瀟湘圖》。

陶淵明在詩歌中就有不少玄學的痕跡，比如“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玄學的詩歌大多充滿玄理，有些無趣，而陶淵明則突破了他們的影響，在詩歌中展現了一種獨特的個體經驗與普遍的情感追求，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抒情意味。謝靈運則受佛教和道教影響很深，他把哲學經驗轉換為一種審美態度。因為萬物遵循“道”，而生長其中的和諧世界，同時也是最美麗的。

而到了明代，陽明學的興起其實是對明初朱元璋嚴苛的道德主義的一種抵抗。王陽明的心學對整個士大夫群體的影響都很大。到了晚明，更是有些知識分子去“逃禪”，躲進佛教中去逃避現實。我的學生嚴志雄教授就研究了錢謙益詩文中的佛教因素。陳子龍因逃避清軍的剃發令，曾有一段時間削發為僧。但我覺得他只是出于現實政治原因，他本質上并不是一個佛教徒，反而是一個比較純粹的士大夫。

斷裂與危機孕育的抒情傳統

新京報：我們在文學史中常會讀到這樣一個說法，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起源于魏晉，也就是從建安七子到庾信這個階段。有哪些特殊的歷史原因，使得中國文學的傳統開始于魏晉這樣一個斷裂與危機的時代？

孫康宜：首先還是與魏晉時代的整體背景有關，這還是在余英時先生的觀點之下展開的。魏晉時代對經學的反動，玄學和佛教帶來的思想解放帶給士大夫階層完全不一樣的體驗。但是，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也不完全是在魏晉開始的，比如《詩經》《楚辭》以及建安七子中王粲的《登樓賦》，其實都是一種個體的抒情。

但我認為，魏晉政治的混亂對士人精神和思想的沖擊，其實是使得士人可以更深地審視自我去發揚這種抒情的傳統。這其實是世界文學史上的一個普遍現象，在患難的時代，文學家其實更善于找到抒情與寫作的特征。

不過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有很不同的一點，我在書里也向讀者暗示，即西方文學里抒情不是最重要的。西方文學里面最重要的是戲劇與敘事，這個傳統是從《荷馬史詩》中開始的。抒情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英國文學如果要找到純粹抒情傳統可能到19世紀的浪漫主義時代，在柯勒律治、華茲華斯、濟慈這些詩人的時代才開始。因為西方人的思維還是直線型，他們注重一個有始有終的故事。中國文學的敘事傳統反而比較弱，但是中國人追求的是“詩言志”，這個志指的是情懷、抱負、理想，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

新京報：“情”在中國文學中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但是作為現代人的我們，往往會認為情是一個屬于私人領域的價值取向，針對的對象是朋友、愛人。但我們在中國文學中會發現大量的抒情對象其實是針對政治領域或是君主的，但是借用的對象經常是以友人、愛人為喻。最典型的就是屈原的《楚辭》。你也寫過《中國文化里的“情”觀》一文，你怎么理解中國文學中“情”的這種跳躍性？

孫康宜：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寫這篇文章與我在美國的教學有關系，美國的學生經常問我，為什么中國的男人不敢直接表達承認自己的感情？為什么陶淵明總是提醒自己要克制自己的情，甚至在《閑情賦》的結尾還要“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滯河。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于歸波”，提醒自己不要沉溺在情感之中。甚至在《聊齋》里，每談到兒女之情時都要借鬼故事來說，而不敢正大光明地承認自己的情感。而且表達家國之情的時候都要借助寓言（allegory）表達。同樣我的學生也會問我，為什么中國的女詩人寫詩就要比男詩人直接得多？因為女詩人從來都是直抒胸臆，而不會假托寓言。

《世說新語》唐寫本殘卷。

我覺得這是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男性的直接追求永遠是政治性與公共性的，希望自己可以得君行道，所以他的命運其實是與皇帝的態度息息相關的。無論他寫什么題材，最直接的關懷永遠是政治性的，包括屈原與杜甫都是如此。而且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即便是中國的男性詩人直接寫了愛情，他內心也非常羞于承認這種感情，希望讀者把它當做寓言詩。比如陶淵明的《閑情賦》明明寫的是愛情，但他要在序言里說“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淡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他要說明自己的詩賦只是在模仿前人。

到了明清之際，中國詩人發生了很大的轉向。比如陳子龍就很直接地表達他與柳如是之間的愛情，情與忠不再對立。陳子龍相信“艷情”絕不會損人氣概，晚明的士大夫尊重他們的愛侶，他們不希望別人把自己對愛人的感情解讀為對故國的效忠。到了晚明婦女的觀念已經不再是紅顏禍水，在那樣的時代，陳子龍與錢謙益都把自己的愛人視作自己抗清的伴侶與同志。而當時的女詩人，無論是柳如是、卞玉京還是顧媚，都才華橫溢，她們的伴侶也珍惜她們的才華，替她們出版作品。而唐代的女詩人薛濤、魚玄機都因為身份是歌妓，而被認為不配作為士大夫明媒正娶的對象。所以晚明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時代。

電影《柳如是》（2012）劇照。

文學與歷史的纏繞

新京報：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晚明的這種個性解放與女性詩人的自我表達，視作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一種先聲？

孫康宜：我認為可以這么說。雖然在美國的文學系看來，把明清文學算作古典文學還是近代文學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所以我們發明了一個名詞叫做早期現代（early modern），但是我很同意王德威教授的說法，研究現代文學要從明清開始。正所謂“沒有晚明，何來晚清”。而這種現代性我覺得與王陽明的心學有莫大的關系，因為王陽明的“發明本心”其實有著發現人的主體性與自我意識的用意。而晚明知識分子的結社其實與現代社會的觀念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其實中國文學中所謂寓言的傳統源遠流長。比如曹植的《洛神賦》在我看來，一定是愛情詩。曹植把愛人比作美麗的水鳥，哀悼她的傷逝。可是在中國的闡釋學傳統中，卻偏偏認為這首詩是曹植寫給曹丕的，表達自己懷才不遇。中國的闡釋學傳統開啟于《毛詩》，漢代儒學家注疏《詩經》的時候貫徹了孔子的“思無邪”和“興觀群怨”的教化思想。所以很大程度上《詩經》尤其是《國風》中的浪漫色彩是被削弱的。所以英國的翻譯家亞瑟·威利在翻譯《詩經》時就一直強調，我們不應該把《詩經》當做寓言，而應當直接當做抒情作品。而到了明清時代，這種闡釋學的傳統逐漸受到挑戰，我們從陳子龍等人的詩歌中可以找到更真摯的表達，感到一種與現代人表達情感類似的方式。

新京報：無論是陶淵明、謝靈運還是庾信，在后世都成了詩人模仿與贊譽的對象。比如蘇軾對陶淵明的喜愛，王維、孟浩然的山水詩也繼承了謝靈運對“風骨”的追求。而杜甫在晚年對庾信有著感同身受的體會。陶淵明所代表的田園詩，謝靈運所代表的山水詩，以及庾信的家國情懷其實是中國文學的重要母題。我們是否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文學重要的傳統與母題，其實早在魏晉時代就已經奠定了雛形？

孫康宜：我覺得可以這么界定魏晉文學的地位。按照奧爾巴赫的說法，西方文學也是分為兩種模型（model），一種是希臘羅馬型的，一種是《圣經》型的。在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其實也存在這種模型。比如田園詩，就受了道家思想的影響，謝靈運的山水詩是漢賦型的。

如果我們把詩歌比作一個圓圈，那么陶淵明是努力探索圈內的部分。他試圖找到心靈的平靜與秩序，而謝靈運是努力把圓圈的范圍擴大，在外部世界找到心靈的自由。你看謝靈運的《山居賦》，里面全然是他為自己構筑的一個精神世界，其中有山有水有動物。他希望借此塑造一個世界，這就是受到了漢賦的影響。陶淵明的詩非常短小精悍，但是足夠表達他的精髓。所謂“欲辨已忘言”，其實是說他回歸到了田園，真正地擺脫了外部世界，成為一個隱士。到宋代時，隨著理學與士大夫品位的興起，陶淵明才變得重要。蘇軾把陶淵明視作偶像。但在唐代，陶淵明是很邊緣的。杜甫就曾經批評陶淵明：“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他認為陶淵明放棄了出仕的理想與追求，未必真的成就了“道”，所以“未必達道”。然而到了宋代，蘇軾等人提高了陶淵明的地位。但我個人的認為（也是高友工先生的想法）是：杜甫的人生觀與陶淵明很不相同，他一直忠君愛國，以出仕作為他的最高理想。我以為杜甫誤解了陶淵明，而蘇軾才是真正了解陶淵明的人。

然而到了明清時代，庾信的地位被重新發現與肯定。尤其是晚明與魏晉在時代背景的相似，比如少年詩人夏完淳就寫過“蘇屬國（蘇武）之旄節終留，庾開府之江關永棄。”以此表達自己抗清的立場，而他的《大哀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哀江南賦》的模仿與致敬。陳寅恪先生認為《哀江南賦》是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新京報：其實唐代文學也在某種程度受到魏晉文學的影響，比如初唐文學盛行“江左余風”，詩就受所謂庾、徐流派的影響很深。包括古文運動，也是要打破六朝文學旖旎綺麗的風格，回歸質樸和簡白。無論是繼承還是超越，我們可以看到，南朝宮體詩的影響對唐代文學的風格影響甚深。作為中國詩歌的高峰，唐代文學與魏晉文學又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孫康宜：唐初的詩人也許在有意識地模仿宮體詩。但當時的批評家認為這些都是靡靡之音，而唐初的詩歌只是一味地模仿。杜甫偏愛庾信，所以某種程度上杜甫通過對庾信的評價，提高了宮體詩的地位。但是庾信晚年的詩歌與早期不同，尤其是他被擄去北周之后，問題完全變了。庾信早年在蕭綱的影響下，寫的是宮體詩。但是他晚年的風格則是清新質樸的風格，尤其是很多詩歌以陶淵明作為榜樣。

也許很多人會認為，宮體詩是作為宮廷禮儀的一部分，并且有著嚴格的格律，很難有個人抒情的空間。但我認為，只要是詩歌就一定會有抒情的部分。因為詩歌的目的一定是“詩言志”。比如庾信的《詠美人看畫》中的“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并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疏密，著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競。”其實就表現了對自己的身世和命運的感慨。如果我們看蕭綱為《玉臺新詠》做的序（“既而椒宮苑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讬，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搗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我們就會發現宮體詩預設的讀者其實是宮廷中的女性，所以在宮體詩里發現大量對女性容貌的描寫，但宮體詩不見得所有的部分都是描寫，一定會有屬于個人抒情與思考的空間。

新京報：詩史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優秀的文學作品一定會成為史學家的史料與研究對象。比如陳寅恪先生就借用明清士大夫的詩文寫就了不朽名作《柳如是別傳》。你曾把陳子龍的詩歌稱為具有悲劇感的歷史觀念。我們應該如何在文學作品中感受并理解歷史的存在？

孫康宜：我之前在普林斯頓讀書的時候，我的老師高友工和牟復禮一直強調，研究文學的人一定要隨時想到歷史，研究歷史的人絕對不能離開文學。這二位先生對我影響太深了，我一直認為文史不分。

電影《柳如是》（2012）劇照。

我在寫陳子龍和庾信的時候，一直注重描繪他們的歷史背景。我感興趣的是，什么樣的時代與環境，會激發出庾信和陳子龍這種天才的想象力與創造力？我訓練學生的時候一直對他們強調，不僅要看到文學本身，還要看到歷史。我一邊讓他們注重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一邊希望他們注意文本生成的時代。只有南朝與北朝對立的時代，才會讓庾信寫下那么偉大的作品，而造就庾信的，還有他獨特的經歷，如果不是侯景之亂，庾信無法回到故鄉，他也無法寫出《哀江南賦》中那么獨特委婉的感情。正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說“此人皆意有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庾信、杜甫、陳子龍，都是經歷了苦難之后，才創作出他們最偉大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飽含著他們在一個大時代中流離、掙扎的痕跡。

《千年家國何處是：從庾信到陳子龍》，[美]孫康宜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2年7月版。

所以中國古代的注疏者，常常把這些充滿個人生命經驗與個人色彩的文章解釋為愛國詩，或者引申為一種政治抱負。我不認同這種說法，我更希望我的讀者能把文學與歷史放在一起，去感受讀解這些詩人在山河鼎革之際的個人體驗。

新京報：閱讀晚明時代女性詩人的作品有一個發現，就是她們往往會把自己當做一個男子去看待。而看士大夫的詩文，他們卻經常借用女性的意象和典故來抒懷自己的命運和對于時局的憂慮。通過這種現象，我們會不會覺得所謂女性詩人的出現其實改變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是一種更直接的傳統？

孫康宜：我認為明清文學中的性別觀念是中國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如果說我在美國的研究有什么貢獻的話，我認為是這一點。因為轉變的不只是性別觀念，還包括我們剛才聊到的“情”的觀念，以及“清”的觀念。“清”就是清潔、高遠，蕭條方外、不與俗世縈懷的意思。在魏晉時代，“清”是只屬于男子的評價，比如阮籍、陶淵明。但是到了明代，這個觀念就不再僅屬于男性了。相反很多男性因為政治的腐敗選擇不參加科舉考試，反而贊助自己的妻子的文學事業。比如陸卿子和王端淑的丈夫趙宦光與丁圣肇，他們都過著隱士一般的生活。

1993年夏天，我與魏愛蓮教授合辦了耶魯明清女性文學國際研討會，網羅了海內外優秀的明清文學研究者。而為了更好地研究中國文學中的女性詩人，我與我的學生蘇源熙編纂了《傳統中國女性作家：詩歌批評選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一書。所以明清文學在我的研究中一直是最重要的，而且我關注的不僅是女性意識，而是為什么這樣的時代，會使得女性有自我意識解放與覺醒的機會去寫作。藏書家胡文楷收集到16—19世紀的女性詩人作品一共有3000種之多，我后來跑遍了美國國會圖書館、耶魯圖書館、哈佛圖書館，甚至請人專程去日本找王端淑的《吟紅集》，收集到的也只有胡文楷先生的5%那么多。

新京報：正如你剛才所言，中西文學有著不同的思維模式。你在向西方的學生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的時候，會不會感到一種語境和文化上的隔閡。或者說，你在與西方學者和學生交流的時候，如何向他們解釋中國文學普遍性的價值？

孫康宜：我總希望把中西文學放進一個比較的視野和框架里看，我面對的學生大多是本科生，他們也不懂中文，但是他們上了兩周課之后自然就會發現《詩經》《楚辭》都懂了，因為文學有一些跨域語言和國界的共通性。我在講課的時候會讓他們比較同時期的西方文學發生了什么，我在講杜甫、蘇軾的時代，英國文學才剛剛開始。自然而然他們就會通過比較了解到中國文學的魅力在哪里。很多學生通過我的《人與自然》這門課對中國文學有了新的認識。比如我許多的學生，他們現在都是漢學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但是他們最早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都是由此開始的。

采寫 袁春希

編輯 張進 商重明

校對 薛京寧 付春愔

半月談丨不設院系，這所新大學有何不同？

不設院系，這所新大學有何不同？

半月談記者 鄭天虹 楊淑馨

象征著香港科技大學創新精神的紅鳥日晷在粵港澳大灣區幾何中心冉冉升起，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歷經3年建設，于9月1日在南沙正式開學。學校首批迎來500名碩博生，并將于明年開始招本科生。

不設“學院”“學系”，首創“樞紐”“學域”，這所立志建成世界上第一所融合學科大學的大灣區最年輕高校，將要怎樣培養學生？

樞紐 學域

落戶南沙的港科大，只是港科大又一處新校址嗎？并非如此。

港科大（廣州）與港科大實際是兩所獨立的大學，但在辦學上“一體互補”。港科大校長史維說，雖然兩校法人獨立、財務獨立，在教學、研究和知識轉移等各方面錯位發展，但兩校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且學術標準和水平一致。

具體而言，兩校學生互享兩校課程和研究設施，可以雙向選課修課，學分互認，港科大（廣州）的畢業生也可獲授港科大文憑。港科大（廣州）校長倪明選說，港科大（廣州）不是港科大的簡單復制，不會重設港科大已有的學科，而將依托港科大奠立的學科基礎，著意創新，探求新的學術架構和人才培養模式。

倪明選對半月談記者強調，目前人類社會遇到的挑戰，并不是單一學科可以解決的，學科交叉協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然而，傳統系科架構下，條條框框太多，交叉探索往往無疾而終。港科大（廣州）采用“樞紐”（Hub）和“學域”（Thrust）兩級學術架構，取代傳統的“學院”和“學系”，這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是一項創舉。

港科大（廣州）副校長吳景深打了個比方，如同航空樞紐集結世界各大航空公司一樣，學術樞紐面向人類社會發展需要，把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集結起來，以做項目的形式，讓學生建起自己的專業知識體系、形成心智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組織的新生交流活動 劉大偉 攝

目前，學校設置功能、信息、系統、社會四大學術樞紐，每個樞紐都指向一個綜合性系統問題，其下聚合多個學域進行交叉融合，涉及學域共計15個。樞紐設置相對固定，學域卻有“保鮮期”。吳景深表示，若國家和社會重大需求發生變化，學校就會重新評估學域設置。

項目制教學

在國外求學9年的趙子昂曾收到多所國際高校的錄取通知，但他最后選擇成為一名港科大（廣州）2022級碩士研究生。“交叉學科的架構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大學本科時，趙子昂曾與不同學科的同學合作項目，跨學科思維碰撞的美妙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循著這個印象，他來到南沙。

“我們強調多學科交叉融合去解決一個綜合性系統問題，即人類社會當前和未來發展面臨的挑戰。”吳景深說，為此，該校設計了全新的人才培養方式。

“紅鳥碩士班”這一創新項目，就是跨學科人才培養的一個直觀示例。它突破傳統碩士生招生的專業劃分模式，圍繞“未來醫療健康保健技術、可持續生活、智能工業化”這三個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以學生為中心”安排教學活動。

俯瞰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園

紅鳥班學生入學頭6個月不分專業，學生可憑共同興趣的牽引自行組隊，確定一個想要解決的綜合性系統問題。團隊的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向，大家共同探索這個研究課題。在此過程中，學生們可以得到一位學術導師、一位項目導師及一位企業導師的共同指導。

據介紹，學校將全面開放“模塊式”課程超市，真正實現“因材施教”。在學習的過程中，學生隨著研究課題的需要，選擇所需的課程模塊，自主設計個性化課程，發展個體的即時學習能力，學以致用。

“我們給學生上的第一節課就是設計思維，前6個月我們訓練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后面18個月，學生們去解決問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需要溝通，把自己的想法跟團隊講出來，更需要去創客空間動手實踐。”倪明選說。

老師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港科大（廣州）功能樞紐微電子學域署理主任須江說，每個年輕人都是有理想的，老師的作用就是把他們埋藏得或深或淺的理想激發出來，讓學生清晰地意識到他有能力追求自己的理想，進而指導學生找到實現理想的路徑，夯實實現理想所需的基礎。

相應地，學生的考試不再是一張試卷，也沒有標準答案。吳景深說，考題可能是“根據研究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用5分鐘或者15分鐘做一個簡短的演講，講給你的小組同學聽”。“并不是一定要攻克某個綜合性系統問題才能畢業。”吳景深說，“我們的標準是學生在他選擇的研究方向得到了深化訓練，并且能夠展示出來。”

產學研不分家

新學期伊始，港科大（廣州）給所有新生布置了一個課題：如何經濟而有效率地維護美麗新校園？這個課題其實是學校碳中和計劃的一部分。

如港科大（廣州）校長特別助理、校辦主任李斌博士所言，一方面建設綠色校園確實是學校的愿景，另一方面本校老師在碳中和方面頗有科研實力，這個課題的設置，除了要鍛煉學生，還希望能探索出校內科研成果落地的新可能。

產學研有效結合，一直是港科大的“金字招牌”。2021年統計，香港誕生的18家“獨角獸企業”有7家來自港科大。港科大（廣州）要如何發揚這個傳統？

倪明選說，港科大（廣州）的法門便是依托大灣區內制造業的成熟積累，以南沙與港澳全面合作為契機，著眼于補齊南沙與香港協同發展的完整科創生態鏈條。

產業界出題，學術界答題。港科大（廣州）功能樞紐先進材料學域署理主任高平說，當前我國一些重要行業存在嚴重的對外技術依賴，學校將利用自身科研資源努力答好技術攻堅“必答題”。

“在國外求學時，始終希望能回到國內開創事業。港科大（廣州）立足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后的發展空間更廣闊。”作為這所嶄新大學的第一屆學生，趙子昂認為學域與樞紐中正涌動著無限可能，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大灣區奇跡閃爍的星空。

（刊于《半月談》2022年第18期）

DNA結構揭秘：跨學科探索擦出的火花

◎楊芊羽

日前，在孟德爾誕辰200年之際，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舉辦了“從豌豆到人類基因組計劃”線上展覽，其中，脫氧核糖核酸（DNA）結構的發現史是展覽的一個重要部分。

60年前的一個冬日，斯德哥爾摩音樂廳人頭攢動，三位年輕的科學家被授予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們分別是美國的詹姆斯·沃森和英國的弗朗西斯·克里克、莫里斯·威爾金斯。他們共同分享了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成果，為“核酸分子結構及其對生物中信息傳遞的意義”作出了貢獻。如今DNA雙螺旋結構的三維模型圖已經遍布于中學、大學的生物教材，成為基礎教育的常識。

其實早在1869年，瑞士生化學家米歇爾便發現了核酸的存在，但當時人們的研究重心放在了蛋白質上，對核酸缺乏關注。主流生物學家到20世紀40年代仍認為蛋白質是研究基因的首要對象，直到1944年，艾弗里、麥克倫德和麥卡蒂發表了關于“轉化因子”的重要論文，首次用實驗證明了這種轉化因子是DNA，才揭開了DNA是遺傳物質的序幕。同年，薛定諤《生命是什么？》一書問世，提出生命研究的關鍵問題在于信息的傳遞。

但在沃森和克里克1953年的DNA雙螺旋結構論文問世之前，科學家雖然已經承認DNA是遺傳物質，卻并不清楚DNA的具體結構以及它是如何傳遞遺傳信息的。

1951年，沃森在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邂逅了他人生最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同樣認為DNA比蛋白質重要的克里克。兩人一拍即合，并決定借鑒當時已經因發現了蛋白質α螺旋結構而小有成就的結構化學家萊納斯·鮑林的研究方法，即制作分子模型，并由此探索原子間的關系，解決DNA結構的問題。

為了更高效、更精準地解密DNA分子結構，沃森和克里克還需要瀏覽盡量精確的X射線衍射資料，這能避免他們走很多彎路。當年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作為前期“壟斷”英國DNA研究的人，也是X射線衍射照片的持有者。他認同了克里克關于DNA結構是螺旋狀的觀點，并同意給沃森和克里克共享照片。

后沃森又在卡文迪許實驗室學習了X射線衍射技術和結晶學，以期與倫敦國王學院由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組成的研究小組一起證實DNA的螺旋結構。沃森和克里克提出的第一個模型是三核苷酸鏈模型，然而卻被富蘭克林的定量測量結果全盤否定。卡文迪許實驗室以糖和核酸作為中心的DNA分子模型構建一度陷入低迷。克里克的博士導師布拉格教授甚至勒令二人放棄DNA結構的研究。因此，克里克將他研究DNA結構用的夾具寄給了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并希望他能繼續DNA分子結構事業。威爾金斯稱這一舉動為“加快科學研究進程的合作精神的絕佳范例”。

雖然表面上卡文迪許實驗室暫停了DNA研究工作，但沃森還在通過研究煙草花葉病毒中的核酸成分為DNA研究尋找靈感，并學會了用X射線照相機拍攝煙草花葉病毒顯示螺旋結構的照片。

在沃森和克里克提出并不成功的“三核苷酸鏈模型”后15個月，鮑林也提出了與之類似的“三螺旋模型”，但被沃森敏銳地察覺到其不合理性：這一模型的磷酸集團沒有離子化，或者說鮑林的模型中的核酸根本不能構成一種“酸”。這一發現讓一直醉心于DNA分子結構研究的處在合作關系中的卡文迪許實驗室和倫敦國王學院研究小組松了一口氣，但同時在鮑林的競爭壓力下，他們也加快了研究步伐。

DNA分子結構研究的轉折點是著名的“51號照片”的問世。這是一張B型DNA的X射線衍射照片，由富蘭克林拍攝，送給威爾金斯使用。這張照片證實了DNA的螺旋結構。沃森根據這張B型結構圖，在雙螺旋和三螺旋兩個方向中毅然選擇了雙螺旋。于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開始制作DNA雙螺旋模型。沃森是噬菌體遺傳學方面的專家，而克里克擅長物理學和數學；兩人在不同科學的交叉結合下協同攻關，妥善解決了DNA分子堿基配對和氫鍵結合的謎題，提出了著名的DNA分子堿基互補配對原則。

倫敦國王學院的威爾金斯和富蘭克林很快也發現他們的X射線數據可以為雙螺旋結構提供強有力的證據。經過整理，沃森和克里克的論文于1953年在《自然》雜志上發表，DNA分子結構終于塵埃落定。

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被授予了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本應共享這一成果的富蘭克林因病逝世而無緣獎項，但其為DNA分子結構研究所作的貢獻也當被永遠銘記。這些科學家并非都來自生化領域，但都運用自己的專長推動了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的誕生。可以說，DNA分子結構是物理、化學、生物、數學多學科一起擦出的智慧火花。

來源： 科技日報

兩位大師同一天遠去，共和國今年已痛失28位兩院院士

2022年9月2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計算力學專家張佑啟在香港逝世，享年88歲。

張佑啟

公開資料顯示，張佑啟，中國科學院院士，1934年9月18日生于香港，1958年畢業于華南工學院（現華南理工大學）土木系，獲工學學士學位，1964年獲英國威爾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73年獲英國威爾斯大學科學博士學位，1982年獲澳大利亞阿雷特大學工程博士學位。

據中國科學院官網介紹，張佑啟是計算力學、土木工程專家，開拓了有限元法在結構力學、特別是板與殼的研究。

他是英國皇家工程院院士（1987年）、中國科學院院士（1999年）、香港工程科學院創院院長（2001年）、加拿大科學院院士（2002年），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城市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香港大學代首席副校長、副校長、土木工程系主任、工程與建筑學院院長、工程學院院長等職，兼任國際計算力學協會（IACM）副主席、國際地質力學計算機方法與促進協會（IACMAG）常務理事、香港工程師協會高級副主席、香港科學會創會主席、香港IE鑒定委員會主席等。

包括張佑啟在內，共和國今年已痛失28位兩院院士，9月已有4位大師離世。其中，錢鳴高院士、張佑啟院士均于9月23日離世。

1月1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無黨派人士、精密機床設計及工藝專家、原機械工業部（局）科技委員會高級工程師徐性初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1月19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輻射防護和環境保護專家、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技委研究員潘自強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

1月27日，中國工程院院士、礦冶學家、昆明理工大學教授戴永年在昆明逝世，享年92歲。

1月30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土壤農業化學家、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員朱兆良在南京逝世，享年90歲。

3月6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核技術應用專家、軍事科學院防化研究院原研究員毛用澤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3月16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電磁場理論與天線技術專家、原第七機械工業部第二研究院二十三所副所長陳敬熊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3月20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海洋學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文圣常在青島逝世，享年100歲。

3月23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動物營養學家張子儀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4月6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化工專家、天津大學教授余國琮在天津逝世，享年100歲。

4月19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焊接專家潘際鑾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4月23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計算機專家、清華大學教授李三立在北京去世，享年87歲。

5月8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小麥遺傳育種學家、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莊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5歲。

5月19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機械動力學家、哈爾濱工業大學原校長黃文虎在哈爾濱逝世，享年96歲。

5月3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坦克車輛設計專家王哲榮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6月7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機械制造工藝與設備專家、東華大學教授周勤之在上海逝世，享年95歲。

6月9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感光材料專家、中國樂凱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院首席專家、天津大學化工學院教授鄒競在天津逝世，享年86歲。

6月12日，中國科學院院士、地球化學動力學家、礦床地球化學家、中國地質大學教授於崇文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6月23日，中國工程院院士、半導體材料專家、中國科學院半導體所研究員梁駿吾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7月8日，中國科學院院士、晶體學家、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范海福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7月12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物理學家、發光學家徐敘瑢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7月15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風景園林學家、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教授孟兆禎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7月17日，中國科學院院士、核物理學家、復旦大學原校長楊福家在上海逝世，享年86歲。

7月29日，中國科學院院士、金屬物理學家、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張興鈐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

8月26日，中國工程院院士、生物醫學工程學家（醫學電子學）、復旦大學首席教授王威琪在上海逝世，享年83歲。

9月1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變壓器制造專家、沈陽工業大學教授朱英浩在沈陽逝世，享年93歲。

9月5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材料成形專家、華中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李德群在武漢逝世，享年78歲。

9月23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采礦工程專家、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教授錢鳴高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9月2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計算力學專家張佑啟在香港逝世，享年88歲。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五年后，南沙有望初具硅谷模樣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 圖/新京報 許驍 制圖

10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下稱“港科大（廣州）”）與廣州南沙開發區管委會、廣州市科學技術局舉辦系列合作協議簽約活動。根據協議規定，港科大（廣州）與南沙將立足雙方各自優勢，在共建重大科技創新平臺、聯合開展關鍵技術攻關、強化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等六個方面開展協同創新合作。

港科大（廣州）由香港科技大學（下稱“港科大”）和廣州大學合作舉辦，由廣州市人民政府資助，教育部于2022年6月批準正式設立，今年9月1日開學。港科大（廣州）作為粵港澳全面合作的代表性項目，從籌建期起即備受關注，因為港科大（廣州）打破傳統高校的院系之分，首設“樞紐”和“學域”的融合學科學術架構。

港科大（廣州）是港科大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發展的一個成果。作為世界知名高校，在QS2023年世界大學排名榜上，港科大排名40，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年“世界大學排名”中，港科大位居第58名。作為一所年輕的世界一流大學，港科大的“科創”特點十分突出。近年來，港科大孵化了一批高科技公司，比如大疆創新、云洲智能。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以來獲批的首個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機構，港科大（廣州）將如何不負使命，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

為此，近日，新京報新京智庫專訪了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教授，是為“粵港澳知名高校校長訪談”系列報道之五。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長倪明選 圖/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供圖

倪明選長期從事高性能體系結構、并行計算、分布式計算技術、高速網絡、智能計算研究，曾先后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任教。2015年1月，倪明選出任澳門大學學術副校長；2019年1月，獲任港科大首席副校長。2021年4月，倪明選被港科大委任為港科大（廣州）創校校長。

高端人才是建設科創中心突破點

新京智庫：2019年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要將大灣區建設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你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的突破點是什么？

倪明選：需要高端的人才。《綱要》出臺后，我們也在想，大學能夠扮演什么角色？對高校而言，我們最大的使命主要有兩個，一是培養高端人才。沒有人才，想要發展是很困難的。二是我們可以創造出更多優秀科研成果，從而推動大灣區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新京智庫：你覺得大灣區的高端人才還是不夠？

倪明選：從全世界幾大灣區看，粵港澳大灣區相對優質的高校或好的研究院所還是比較少。不可否認，京津冀地區有北大、清華等好的大學；長三角地區也有上海交大、復旦、浙大等一批優秀大學。大灣區盡管也有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南方科大，以及港澳的一些好大學，但相對而言還是偏少，尤其是珠三角地區。

新京智庫：10月份《泰晤士高等教育》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內地有七所大學進入百強，香港有五所。這是不是意味著香港高校在大灣區有很大發展空間？

倪明選：對，大灣區是給香港高校創造了很好的發展空間。20年前，我從美國回香港工作，當時香港的條件比較好。這些年來，香港高校培養了不少高端人才，尤其是內地學生來香港讀本科的，大學畢業后很多人都到國外去深造了。我觀察到，從十年前開始，很多人也愿意留下來，搞科研創新，或者創業。

大疆創新的成功給學子們一個很好的鼓舞，很多畢業生發現，他們留下來（在中國）創業可能更好。這成為香港高校培養的人才是選擇出國還是留下來的一個轉折點。不過，他們不是在香港創業，而是去了深圳創業。我就反思，我們培養這么多的人才，他們為什么去深圳了？

后來發現，這是一個生態環境決定的，因為在香港創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港澳融入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個必然趨勢。要不然，香港或澳門建立不起完整的創新生態鏈。就此而言，《綱要》對港澳高校而言是非常好的一個戰略指引。

創新生態環境吸引港科大（廣州）落地

新京智庫：《綱要》提出，要推進“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建設。這四個城市相較而言，在科技創新方面各自的優劣勢是什么？

倪明選：科技創新生態，最好的是深圳，廣州還要繼續直追；香港有很多優質的高校和人才，但創新生態不完整；澳門相對還要更弱一些。所以，如何把港澳的優勢與廣州和深圳的科技發展路線對接起來，把整個創新生態建立起來，我想是當前我們要做的一項最重要工作。

新京智庫：一家企業到一個地方去設立一家新工廠，會考慮上下游產業鏈配套，一所高校在一個地方建一個新校區或設立一所學校，通常需要考慮哪些因素？港科大（廣州）為何選擇了在廣州，在南沙？

倪明選：讓我們一起來設想，港科大來到內地辦學，需要考慮哪些重要因素？首先，我能否把優秀的老師請過來。培養學生是我們的任務，沒有優秀的老師，怎么培養好學生？我們需要吸引天下英才到學校來，但他們也會問我同樣的問題：為什么要來廣州，而不是去深圳、上海、北京？他們也在選擇。

接下來的問題是，優秀的老師招來了，他們會想，“我孩子的教育問題怎么解決”，這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說港科大（廣州）旁邊有工廠，有大企業，就行了。關鍵是，這些高端人才的子女能不能享受到優質的教育，這關系到人才能否留下來扎根，做科研、搞創新。所以，我們學校也在積極與各級政府協商，呼吁給港科大（廣州）配套好的教育資源，覆蓋從小學到高中的整個基礎教育階段。

南沙區政府也非常積極地投入資源。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先生牽頭創辦的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就在港科大（廣州）旁邊，與我校同一天開學。醫療配套資源也很重要，這是人才選擇長期居住地的一個重要因素。

目前觀察到，南沙的各項公共服務配套設施建設得越來越齊全。隨著港科大（廣州）的入駐，南沙區的整體區域規劃日趨完善，吸引力也日漸增強，不少企業跟隨進駐。

尤其是《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下稱“南沙方案”）發布后，港科大校友創辦的企業紛紛表示，愿意來到南沙。不僅因為“南沙方案”出臺了稅收優惠政策，也因為港科大（廣州）可以幫助他們解決很多尖端的科學問題，他們可以和港科大（廣州）的老師們合作，在先進的實驗室開展聯合攻關。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位于南沙區慶盛，圖為該校校園景色。圖/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供圖

新京智庫：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用”。你對此怎么看？這對于港科大（廣州）來說意味著什么？

倪明選：二十大報告，我們有仔細聆聽，聽了非常興奮。我記得很清楚，二十大報告提到了“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對一個國家來說，培養或引進高端人才是一個重要戰略方向。不管是哪一次工業革命，都是科技推動的。現在，我們國家進入了全面小康社會，下一步國家要強大，還是得依靠科技，依靠人才。

可以說，這也是港科大到廣州來成立港科大（廣州）的最重要使命，因為對我們高校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培養人才，為科技發展輸送更多人才。二十大報告對我們而言就像是打了一劑強心針。

突破傳統 大學要給學生更多思維空間

新京智庫：港科大擁有良好的科創傳統，曾培養了一批如大疆創新、云洲智能、一清創新等高科技企業。2021年，香港18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七家來自港科大。你覺得港科大作為一家高校孵化出這么多高科技企業成功的關鍵是什么？這對于將大灣區打造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何意義？

倪明選：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其實，年輕人的創意比你想象得還要多，你只要給他們空間去想。

首先是我們的教學方法，傳統的教學方法是以老師為中心，有給定的題目，而且每個題目都有標準答案。但這束縛了學生探索新問題的能力。所以，解放學生的思想，是港科大（廣州）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要給他們更大的創意空間。

其次，社會怎么評價高校？不可否認，港科大以及香港其他高校，從十幾年前開始發表了很多論文，排名蒸蒸日上。但這是真正的一流大學要做的嗎？我就問一個問題，一所大學，能不能說出三樣全世界都知道的科研成果？可能很多一流大學都說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開始反思，一所高校的科研影響力在什么地方？港科大有一個好的傳統是，從來不會給老師下達任何為了提升學校排名的指標，比如要求他們必須寫多少發表在世界一流學術期刊的論文。港科大一直認為，打破學生思想的枷鎖更重要。

為什么港科大會有更多成功的創業案例？首先，年輕的學生們看到大疆、云洲的成功案例后，他們也在想，自己創辦的公司可能就是下一個“大疆”。

其次，我發現，很多創業的學生家庭經濟壓力相對比較小，沒有那種一畢業就要賺錢、養家糊口的壓力，所以敢去嘗試。我年輕時，在美國也有創業機會，但我不敢，因為我怕創業不成功沒有下一頓飯吃，房貸還不上。

最后，大灣區的創新“土壤”相當好，有整個創新創業的生態鏈。我在美國工作時也創業過，我在密歇根州想做個電路模板，不知道該找誰、能去哪做，后來到加州跑了一趟，加州也很貴。我就飛到香港，但他們告訴我要去深圳。那時我就跑到深圳，第二天就找到公司，幫我們把模做了出來，做出的電路板又好又便宜。因此，有上下游產業鏈的支撐，對創業公司很重要。

新京智庫：那你們也經常向學生宣傳校友成功的創業的故事？

倪明選：是的，我們常常請他們回來。港科大的校友是非常愛自己母校的。今年，在港科大（廣州），我們開辦了“紅鳥碩士班”，這也是我們做的一個教育改革，探索以學生為中心，老師引導他們反復進行頭腦風暴，讓他們學會自由想象，學會團隊合作。

大學一般做畢業設計，就是一個團隊在工作，而且是同一個領域的人一起工作。但一個工業設計，可能需要有學材料的，也需要學計算機的，還可能需要學商業計劃的。讓他們在學生時代就學會與不同領域的人合作，是一個重要的學習過程。一個人，不可能懂所有知識，而是需要去與不同專業的人合作。

下一步就是幫他們解決需要學習哪些知識的問題。傳統教學讓學生修了很多課，但是可能一輩子都用不著，所以我們培養學生有即時學習的能力。很多學生是在讀了碩士一年，甚至兩年后，才發現他未來要做什么，是繼續讀博搞科研，還是去公司做職業經理人，抑或創業。在港科大（廣州），針對不同的職業發展路徑，學校將幫學生匹配不同的博士生導師。比如想創業的，那我們就請相應的校友回來授課。這就是我們所理解和踐行的“因材施教”。

位于廣州市南沙區慶盛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園一角 圖/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供圖

不設院系 促進交叉學科發展

新京智庫：港科大（廣州）今年9月招生后，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因為港科大（廣州）打破了傳統的教學體系，不再設有院系。為什么做這樣的設計？

倪明選：我在港科大時就一直在想，我們在廣州應該辦一所什么樣的大學？我們可以把港科大30年的辦學經驗復制到廣州來。但我們能不能做過去想做卻沒有做到的事情？

反復思考下來的結果就是：世界一流高校都知道交叉學科的重要性，但至今卻鮮有做好的。我擔任首席副校長時，港科大設有工學院、理學院、商學院，每一個院長一定從他所在院的角度考慮問題，這不是他們的錯。

哪怕我跟他們說，你們寫好合作方案，我再把經費分給你們。但實際執行起來，往往是經費撥下去之后，各學院就各做各的。這樣的現象，全世界的高校里都有發生。所以我在反思：交叉學科、融合學科非常重要，那么，它們受到的限制是什么？現有的制度有很多障礙，包含考核老師的方法。

港科大（廣州）作為新的學校，沒有歷史包袱，所以我們從一開始就決定把傳統的架構打破，把傳統的框框都打碎，讓每個教師可以真正開展有效的交叉合作。而且這個合作不說是限定在領域A與領域B合作。交叉學科合作是任何組合都有可能發生的，而不是限定在某些特定的學科組合之間。

我想，全世界都在看，港科大（廣州）會發展成什么樣。如果我們的探索能夠獲得一些成功，這也將為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一些經驗和借鑒。

新京智庫：港科大（廣州）選擇了在南沙一個相對僻靜之處，這與廣州本土高校不同，但卻與港科大相似。這是否算港科大（廣州）為產學研打造的獨特“環境”?

倪明選：港科大（廣州）選擇在南沙辦學，是有歷史淵源的。選址落定前，內地有不少城市歡迎港科大去辦校，但港科大與南沙的結緣非常早。二十年前，霍英東先生在南沙建設資訊科技園，當時的港科大副校長林垂宙先生參與規劃。我是那年的7月從美國回到中國香港，12月第一次到南沙參觀考察資訊科技園。當時，周邊是一片香蕉園。

說實話，當時成立這個園區，我自己都不知道它的未來會怎么樣。我只知道，南沙是在大灣區的地理幾何中一個中心位置，未來會有發展。不久之后，霍英東先生捐了一筆款給港科大。他想以南沙資訊科技園為基地，培養一批人才，于是就委托港科大來培養。

2007年1月，我們在南沙成立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一直到那時，我們還在想——能做些什么呢？這地方遠離廣州市區，當時交通也不方便，人才難招。我們想做一些產學研，開始確實非常辛苦。很多老師問，為什么不到深圳去？

霍英東研究院成立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各位同事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多成績，過去15年做得越來越成功，孵化出了不同的公司。這也為港科大與廣州市繼續深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成為我們在南沙建設港科大（廣州）的一個緣起。

新京智庫：港科大決定設立港科大（廣州）是在2017年，成為《綱要》發布后首個獲批的具有法人資格的內地與香港合作辦學機構。回過頭來看，你覺得港科大是幸運的成分多點，還是戰略謀劃好的成分多點？

倪明選：國家出臺《綱要》，必然是經過長期的調研、全盤的謀劃，并且立足全局、著眼長遠。從學校的發展戰略來看，也是一樣。港科大在內地也有很多積累。港科大與內地的合作不僅僅在廣州南沙，與深圳、佛山也有很多合作項目，與內地的其他很多城市和大學都有很好的交流與合作。

廣州對港科大（廣州）的支持，可謂是不遺余力。我覺得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恩。有位領導曾說過，廣州需要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學，他對港科大寄予厚望，希望港科大（廣州）能夠建成世界一流大學。

所以，也不能說，我們一早就預測到了未來。但我們確切地知道，如果不融入內地，港科大的發展空間絕對有限。港科大與廣州南沙結緣二十年后，再深入合作的機會到了。現在看來，港科大做的一切都做對了。

南沙五年后將初具硅谷模樣

新京智庫：在產學研合作方面，港科大與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江門雙碳實驗室等機構達成合作。這些合作，你認為給港科大（廣州）帶來了什么？對于將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有何意義？

倪明選：港科大（廣州）不是關著門自己做，而是敞開著門辦學，敞開心胸，與其他高校、研究院（所）一起合作。因為大灣區發展需要大批創新人才，這不是港科大（廣州）一所高校能夠完成的任務。

同時，我也希望我們的老師、學生的眼光看得更遠一點。以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為例，我與創始人沈向洋博士認識很多年，非常認同他的理念。他是世界知名的計算機科學家，在學界、業界都有很高的聲譽和號召力，并且招聘了一些相當優秀的研究員。港科大（廣州）與他們合作，對科研攻關、人才培養都有好處。特別是對于博士生而言，到學校外面多看看，對個人職業發展也有幫助。

再說我們與江門市共建的江門雙碳實驗室。“雙碳”問題，你說由哪個系來做好？環境系，材料系，還是政策系？如果按傳統的院系設置，就涉及這個問題——哪個系來主導，哪些系來參與？實際上，“碳中和”是一個多學科研究的問題，從“雙碳”政策、綠色金融、綠色材料、綠色能源，到生活方式，再到碳捕獲技術等。港科大（廣州）多個學科與碳中和都有關系。當江門決定成立雙碳實驗室時，邀請我們合作，雙方達成協議，共同培養人才、打通產學研。

新京智庫：廣州方面希望將南沙打造成中國的“硅谷”，你也曾在美國讀書、教學將近30年。你認為實現這個目標需要多少年，未來幾年重點做好什么？

倪明選：世界一流灣區總是與世界一流大學共生共榮。美國硅谷有斯坦福大學，波士頓的肯達爾廣場有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一批知名大學。這些大學貢獻出了大量的原創科研成果，帶動了諸多產業發展。現在，港科大（廣州）和南沙也非常有希望踏上這條已經被驗證的成功之路。因為港科大（廣州）的入駐，南沙慶盛片區正在規劃、建設港人社區，未來還會有多個高科技產業園。我很樂觀，五年以后，這里的創業生態鏈慢慢就能建立起來，南沙慶盛也將顯露出硅谷的模樣。

大灣區高端科技人才還遠遠不夠

新京智庫：在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港澳高校紛紛在粵建設校區，并設置了一些相同的學科。你如何看待港澳高校在珠三角的競合關系？

倪明選：香港的高校都很樂意來大灣區發展，因為都遇到了發展空間受限的問題。香港寸土寸金，學校很難得到擴展，整個產業生態鏈也不如珠三角完整，創新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就受到限制。我們也希望香港的兄弟高校過來內地辦學。從世界幾大主要灣區發展來看，一個灣區的繁榮發展都不是靠一所高校，而是許多高校支撐發展起來的。

同時，我認為，健康的競爭才是進步的原動力，沒有競爭是沒有進步的。而且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定位，每一所高校的優勢也不一樣。就港科大（廣州）而言，我們是科技大學，方向非常清楚，就是以科技為主，以發展融合學科為特色。所以，我們與香港，乃至大灣區內的多所高校都保持著頻繁的學術交流，也很樂意共同完成對區域和國家有重大影響力的項目。

新京智庫：你認為將來在某個學科領域的人才市場是否可能出現供大于求的困境？

倪明選：其實，每一個領域的人才供求都會出現up and down（起伏）現象，但就目前大灣區而言，一些重要領域的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還是不夠的。

科技領域的高端人才永遠都缺。比如，我所在的計算機學科領域，我從來不擔心我的學生找不到工作。只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美國經濟很不景氣時，這個領域的畢業生找工作出現了相對困難的現象。但總體來說，只要你學的是重要領域的科學知識，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即使就業市場相對收窄時，如果你是優秀的人才，也不用擔心找不到工作。

新京智庫：你如何看待計算機學科的發展前景？對于將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灣區來說，計算機學科能發揮多大作用？

倪明選：首先，我不該只講計算機學科，畢竟我現在是校長，不是計算機系主任。當我們在做學科建設規劃時，我們需要想的是：國家、社會的需求是什么？大灣區發展需要什么樣的學科和人才？

所以，港科大（廣州）現在開設的15個學域（第16個即將推出），從微電子、先進材料、能源、人工智能、大數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金融科技，到城市規劃設計，這些都是大灣區發展必須要有的學科。也有兩個學科是港科大想開設但沒有開設的，我們在港科大（廣州）都實現了。

一個是計算媒體與藝術，這是藝術與計算機科學的相結合，將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科學有點太枯燥了。我希望藝術與技術結合。我如果純做藝術，一定比不過已經做得很好的高校，可是我把藝術與技術結合在一起，我有機會做到領先。

還有另一個學域是創新創業與公共政策。在公共政策的研究方面，港科大（廣州）的特色是科技政策這個方向。例如半導體政策、能源政策、碳中和政策，該怎么做？現在缺少這樣的人才，一般做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者可能缺少相關的科技背景。所以，我們希望有些學生，比如他本科讀的是半導體，讀完碩士再去和研究政策的學者、專家合作，然后他們在科技政策制定、建議上有發言權，這是將來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

文 / 新京報記者 肖隆平 實習生 付佳

編輯 / 柯銳

校對 / 盧茜